然而，真正让道光皇帝下定决心传位于老四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老六失去了最后的挽回局面的机会。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得了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传令老四和老六入宫，想要最后考验考验他们，看看谁真正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

老六天资聪颖，学识极好，具备治国理政的才能，协助父亲处理过不少复杂的政务。老四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更加比不上老六，再度焦急不已。这时，他的师父杜受田又对他说：“四阿哥，若是针砭时弊，剖析时政，你无论是口才还是见识都远远比不上六阿哥。而今之计，咱们也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如果你面见皇上的时候，皇上说自己年老重病，将不久于人世，问你对于治国理正有何见解。你就只管痛哭流涕，然后回答说：‘皇阿玛重病，儿臣恨不能以身代替，现在心乱如麻，这些治国策论，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你说了这番话，皇上一定会被你的孝心打动。到那时候，六阿哥说得再好也是无济于事了，而且只会令皇上对他更加不满。

果然，等到面见的时候，道光皇帝向老四和老六表示自己年老重病，将不久于人世，让他们各自阐述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准备推行的政策。

老六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针砭时弊，剖析时政，将自己治国安邦的抱负和见解讲得十分清楚。而老四则痛哭流涕以致于无法作答。于是，道光皇帝被老四的举动深深打动，动情地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果然，道光皇帝驾崩之后，乾清宫“正大光明”后的传位遗诏上写着的是老四爱新觉罗·奕詝的名字。但是，传位遗诏上面还是明确规定晋封老六为亲王，这样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道光皇帝对老六治国理政能力的肯定，希望他能够辅佐老四。

道光三十年（1850），爱新觉罗·奕詝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咸丰皇帝甫一继位，就晋封爱新觉罗·奕为恭亲王，并赏食亲王双俸。但是，由于奕的治国理政能力和大臣中的威望都远远高于咸丰皇帝，出于戒备和妒忌的心理，咸丰皇帝并没有给奕安排什么要职。直到咸丰三年（1853），咸丰皇帝才命令奕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是也仅仅是参赞机务而已。

奕事业上的转机开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匆忙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被咸丰皇帝任命为议和大臣。随后，在奕的主持下，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在此期间，他与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和内务府大臣宝鋆的关系日渐密切，初步拥有了自己的班底。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传位于唯一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淳，是为同治皇帝，并留下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大臣辅佐之。这八大臣的施政理念与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相悖，加之擅权跋扈，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满。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借助奕?的力量，发动“辛酉政变”，在从热河护送咸丰皇帝灵柩返京之际，将肃顺、载垣和端华，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或遣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