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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如何评价作家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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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汉时期,博学奇才,层出不穷。前有张衡多才多艺,后有蔡邕雅正精研,他俩文史兼通,才华隔代相望,正所谓“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啊!如果说刘向的奏议贵在旨趣鲜明而文辞沉静,那么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人大致生活于汉灵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后)的辞赋好在内容面广而体例舒展,再者孔融着墨挥毫气势逼人,更有祢衡立等可取思维迅捷,他们各具特色,创建了多彩的文艺风格。类似这样的人才,还有潘勖,因精通经书而闻名于世,他的《策魏公九锡文》成为卓尔不群的时代力作;再者,王朗虽然因专注儒家经典而扬名达志,但也擅长序论铭文。据上例举,亦不难看出,在西汉司马相如、王褒以前,文学创作之中所谓“量才示能”,主要通过运用个性语言,来抒发情怀志向,而不是抄录经典语录,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学识;然而,自扬雄、刘向之后,文人墨客愈来愈倾向于将个人的志向意图,掩映在引经据典中间,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向、区别和差距,在认识上不仅需要特别明确,更需要深刻地辨别、分析和谨记。

汉魏晋交替时期,文帝曹丕才华恒逸清秀,以往对他的评价有些过分贬低,说他比曹植相差甚远。其实,曹植思维敏捷、才气俊俏,尤其在诗歌上魅力无穷,而且章表更是出类拔萃。但是,曹丕思虑周全、下笔舒缓,不图虚名争先,他的乐府格外清新昂扬,而《典论•论文》更是思辨精要。所以,针对他们兄弟俩的艺术才华,只有分别两人短长,才能明辨二者是非。然而,一般世俗褒贬才能,习惯随声附和,并不都是明察秋毫。因此,曹丕尊为帝王,他的文学才华反而被人看低;曹植处境窘迫,其文学技艺徒然倍增夸赞,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实的艺术评价。另外,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粲,同样才华横溢,写作敏捷缜密,内容广泛多样,文辞很少累赘拖沓,若摘取他诗赋中的优秀语句,足以堪当经书典范。因此,如果评价“建安七子”中谁的文学成就最高,非王粲莫属。再者,像陈琳和阮瑀,因擅长书记檄文而闻名于世,徐幹以辞赋论著被时人称颂,刘桢“气格自高”而文采飞扬,应玚才学双优且诗赋俊秀。其他,例如路粹和杨修精巧于笔札书记,丁仪和邯郸淳流传论述闻名,像这一些作家的才华和作品都有十分独到之处。除上述之外,还有刘劭的《赵都赋》,可以奋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何晏的《景福殿赋》,足以表率后学。应璩风趣诙谐,用《百一诗》彰显志向;应贞精通义理,以《临丹赋》展示才华。嵇康独出心裁,杜撰高论;阮籍颐指使气,谱写诗歌。他们分别选择使用不同的格调形式,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和夙愿;他们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学翅膀,朝着同一个艺术方向,一起奋飞翱翔。

步入西晋时代,张华的诗赋,神采奕奕,清新流畅,他的《鹪鹩赋》寓意深刻,类似韩非《说难》。左思奇才妙想,深谋远虑,他的《三都赋》惊世骇俗,而《咏史诗》出类拔萃,仅这两篇佳作,已经让他殚精竭虑了。潘岳思维敏捷,文辞畅达,他的聪明才智集中体现在《西征赋》里,而其他如《悼亡诗》等哀悼文本,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倾诉。陆机博学深思,辞会广泛,文章虽然构思巧妙,但过于审慎而言多复杂。陆云开朗干练,深谙简繁利弊,所以文采鲜明洁净,擅长短小篇章。孙楚思绪纷繁,虽惯常直抒胸臆,但尚能疏通顺畅。挚虞陈述思想,必定遵循天道而温良典雅,他的《文章流别论》不只是中规中矩,确实亦流光溢彩啊。傅玄铭文佳作,内容多是规劝警戒,他的儿子傅咸上疏奏议,颇具刚正不阿的家风文风,他们父子都是栋梁之材,而不是时尚鲜花的衬托陪伴。成公绥作赋较多,逞一时之美。夏侯湛作品临摹经书范本,近乎貌合神离。曹摅善写长诗,清纯秀丽,而张翰喜作小诗,明辨属实,他们二人各居特色,互有短长。张载、张协兄弟俩,在文学才华和作品成就上,确实不相上下,情形如同《论语•子路》所说“鲁卫之政,兄弟也。”的模样。刘琨作品气势雄壮,卢谌著文情深理明,而他俩的特色,却都是时局形势的压力造成。

东晋郭璞才俊辞艳,思维飘逸,名列晋朝中兴第一;他的《南郊赋》蔚为大观,而《游仙诗》凌云似仙。庾亮撰写章表,思虑缜密,文辞通畅;温峤笔记书札,遵循事理,清新顺达,他俩堪称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孙盛和干宝,都擅长编纂史料,虽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书》中《典》《训》体例,所以看似各立门户,其实文采家风相似。袁宏立意高瞻远瞩,却因过度卓越超群,而显得偏颇乖离。孙绰诗文遵循玄理,虽然中规中矩,但却寡淡无味。殷仲文在《南州桓公九井作》中坦荡出来“孤兴”情调,谢混于《游西池》里荡漾“闲情”风韵,他们尽管吹散了盘踞文坛已久的“谈玄”浓云,但在他们的诗文中间,却依然显而易见着残云缥缈。所以,尽管他俩被视为开辟文化新风的先锋闯将,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不能尽如人意吧。

至于刘宋一朝的文人雅士,他们的诗歌文籍同样繁多而鱼龙混杂,由于时代较近,影响深浅,不言自明,也就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吧。

纵观东汉的文学才干,和西汉时期相差无几。晋代文坛,基本与建安文学可以媲美。但是,在曹魏时期,文学家热议话题和崇尚目标,则是汉武帝“元封”时代;而刘宋以后,类似的文艺高论,反而多是汉末“建安”话题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时代,都特别崇尚文学和招贤纳士,而是“时势造就人才”的道理,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啊。

总而言之:人才难得太玄乎,性格不同异禀能;但逢一朝崇文艺,遍地丹青遗后生。汗牛充栋莫徘徊,有涯无涯贵自在;任凭春花迷望眼,秋收何愁没果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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