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道：“同好易得，知音难觅。”在音乐领域，单凭聆听音乐旋律，确实不容易知晓乐曲初创者的内心想法和意欲表现。如果有谁仅是聆听音乐，即刻能够与创作者心灵沟通，并且还能够完全理解旋律中的内涵，那么像这样的听众，相对音乐创作者而言，也就是常言赞叹的千载难逢的知音了吧。事实上，无论音乐，还是文学，凡一切堪称艺术性作品，在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若能够达到上述音乐领域的“知音”程度，或许真的是千载难逢吧。于是，人们禁不住要问：“世间时常哀叹的知音难逢究竟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暂且撇开文化中最为抽象的音乐不谈，仅是针对文学领域一样普遍存在的“知音难觅”问题，通过例举稽查，来帮助大家明辨因由吧。

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关于“知音难觅”的话题，虽然起自音乐，却普遍存于一切艺术领域，而且在文学界，确乎更加通俗易懂；也就是说，针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而言，真正的知音难觅一样属于司空见惯的现象。自古至今，在文学领域，但凡敢于自称属于某某作品“知音”者，也就是那些已经公开谈论文学作品的人们，他们有的只是一般阅读欣赏者，有的多是作家或专业艺术评论家，而有的确切的说就是权势阶级，比如帝王将相之流。然而，在身份、地位、教育和学识等方面，尽管他们存在显著性不同，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难免都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缺点、不足或误区。

第一个就是“多贱同而思古”。如何理解这话意思呢？例如《鬼谷子·内楗》开篇有言：“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简单解释这一段话，就是说，即便宫廷官府中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就是眼前身边的贤达能人，也不懂得珍惜敬重，反而对于风闻传说的，尤其是特别遥远的所谓名家高人，不仅是极力羡慕和热切期盼，甚至不遗余力地吹捧不已。再比如，当初韩非的作品《储说》出来之后，秦始皇读罢，恨不能即刻就要面见作者；另外，正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名声远扬之中，汉武帝读后，随即感慨不能与作者生活同时。然而，韩非的宿命，竟然是被毒死在秦始皇的监牢里，至于司马相如的命运，亦不过始终被帝王视为倡优而已。究其根本，诚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所言：“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

第二个即“崇己抑人”。例如班固与傅毅，他们二人文才相当，而班固批评傅毅“下笔不能自休”。其实，在作家之间，类似这样互相评头论脚的事情，原本自然而然，纯属司空见惯。像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一文中，当提到陈琳时，就说过：“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另外，因为丁廙（公元?-220字敬礼三国时沛郡人魏国文学家）曾经于请教曹植修改文稿时，大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文稿名声好坏，始终都是我自己来承担，谁去在乎是否有人给我修改过文稿呢。”为此，曹植特别赞赏丁廙，并评价丁廙前面说的话“通情达理”。但是，当时的刘修（生卒不详字季绪荆州牧刘表之子官至东安太守留有诗赋颂等）却因为特别喜好评说他人的文章，竟然被曹植比作古代热衷贬低圣贤帝王的“碎嘴子”田巴（战国时齐国善辩的人曾被鲁仲连驳倒）。由此，亦不难看得出，曹植对他人的评价，明显带着个人喜恶的偏见。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讲出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啊。

第三个就是“信伪迷真”。西汉末年，有一个辩士叫楼护（生卒年不详字君卿齐人祖辈世代行医曾随父亲在长安行医出入贵戚家）不知在何种场合下，他曾经评价文章时说过，司马迁能够写出来《史记》，都是请教东方朔的缘故。然而，闻听此言的桓谭竟然也说，《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就是东方朔的原话。像这样一种市井闲人的无聊扯淡，竟然还能被名人大家引用来当成事实评语。所以说，但凡专业作家或名人贤达，如果再评价文章时，不仅不应该信口雌黄，由此也应该懂得为何要谨小慎微评说文章的道理了吧。

通过举荐上述事例，显而易见，回顾以往针对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评判历史，当置身世俗社会，并跨入文学批评的门槛之后，迎面首先遇到的就是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的显赫人物，他们即使个人的眼界敏锐，但是对于作品和作家的评估，却最常堕入“贵古贱今”的流俗。其次，就是类似班固、曹植等名人雅士，尽管他们自身才学不凡，但却过于自以为是，时常仅凭个人偏见评说他人短长。再者，有的评论文章者，本身就是门外汉，他们评书戏说，不过就是插科打诨而已；尽管如此，有的专家学者，竟然引用流言蜚语，甚至将其当成了真凭实据；前者即楼护，后者则桓谭。所以说，当初杨雄写完《太玄经》后，在请教刘歆时，刘歆冲着杨雄直言不讳地说过：“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类似刘歆这样一种，为将来会把前人殚精竭虑的文学作品，当作盖酱坛子的家什，近似弃若敝屣的过度担心，反而不是纯属多余的闲话，或杞人忧天的笑话，竟然还一语中的，并且变成了世间延绵不绝的情景再现和实话实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