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着污浊衣服来表现心烦意乱，后者以心非床席可卷来表明矢志不渝。

像这样一些极其生动形象的例句，都是《诗经》中用

“类比”的经典佳作啊。还有《诗经•曹风•蜉蝣》中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比喻蜂拥升腾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丧服，借以暗叹生命的短暂；而《诗经•郑风•大叔于田》的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把驾驭马车比作人在编织而马在跳舞。像这样一类略显隐晦的比喻，也应归于类比行列吧。

战国后期，楚襄王听信谗言而屈原惨遭放逐，在如此背景之下，像横空出世的《离骚》，虽然延续了《诗经》风格，但其中的讽喻，俨然是

“比”与

“兴”交织兼备了。进入汉代，虽然文学风气昌盛，但是作家们大多屈尊权势而偏好浮夸，像《诗经》原本丰富多彩的讽刺劝谏，逐渐日趋沦丧，随之

“兴”的艺术特色，也就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辞赋赞颂，如日中天，于是类比譬喻，得以风起云涌，并且愈发繁华。

但是，从此之后像

“类比”一样的形式内容，则与产生《诗经》那一大时代的原始模样，简直就是形同陌路、判若两人啊。

论说类比的根本特征和具体方式，在选择比喻对象上，原本没有固定模式，确实就是变化无常；在内容方式上，既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相貌，还可以是心绪想象，更可以是世间百态。

所以，战国时宋玉《高唐賦》的

“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是声音之间的比较；西汉初年枚乘《梁王菟园赋》有

“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是外形相貌的比喻；还有贾谊《鵩鸟赋》的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则是用具体事物来比拟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箫赋》中有

“优柔温润”

“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则是用声音和情怀来相互比对衬托。东汉马融《长笛赋》的

“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是用声音起伏与激烈辩论作比较；另有，张衡《南都赋》的

“起郑舞，茧曳绪。”则是形象事物之间的映衬。诸如此类的手法，在辞赋歌颂中间，确乎比比皆是。

甚至文章中使用类比之频繁，仿佛日常生活中间，天天都离不开

“类比”，反而一个月也用不上一次

“起兴”一样。因此，如此类比与比兴的使用频次不对称，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则是有较高艺术造诣的

“起兴”日渐衰退并趋于消亡，唯独剩下了琐碎、简洁、庸常的

“类比”方兴未艾且如火如荼。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两汉以来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时代庄严深刻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坛风气，特别是那些热衷吹捧扬雄、班固诸人，以及崇尚追随曹植、刘桢后面的作家们，无论描绘山川大河，还是夸赞云海万物，无不充斥着反复多样的比喻形容。

正因为如此，这期间的作品，不但辞藻华丽，而且夺人耳目，他们凭借的其实仅是类似《诗经》中

“比”这样一种艺术手段罢了。至于其他类似对文学作品，像西晋潘岳的《萤火赋》有

“流金在沙”，以及张翰《杂诗》的

“青条若总翠”等，虽然属于类比中性格比较鲜明的字句，但是在种类样式格外繁多的类比艺术手段中，他们同样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亦不过属于比喻的恰到好处而已。

毋庸讳言，对于作家文人而言，运用和评价类比的得失优劣，如果不是显而易见，也会是易如反掌，因为假如有谁把天鹅刻划比喻成了家鸭，那么即便不视为一无是处，也应该等同一败涂地吧。

总而言之：诗人文章多兴比，借物取景分枯荣；北胡南越风俗异，肝胆相照仁义同。

起兴情志必果断，类比镜影须自然；如同风从水面起，恰似行舟入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