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虞舜帝说过“书用识哉”（结合原文大意：书写记录是为了阅读，以便从中知道是非对错啊。）所以古代书写记录者，通常都是随时随地发生的事情。另外，在远古时代，只有富有教化意义的圣贤言辞才会记录下来。西汉杨雄说过：“语言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而记录是描绘内心的画面。通过声音而建构的画面，君子或小人的区别，即刻显现出来了。”由此而言，书就舒的意思，即把言论展开，并记载于简牍之上。在《周易•系辞下》中，是将由结绳到契书再到文字的演进过程，视为符合“天泽夬”卦的象数变化规律。因为书写记录的本质，不仅是受益于当时的言行举止，而且还能帮助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和决断。
夏商周三代，当时帝王圣贤于政治闲暇中的言谈记录，现今已经十分罕见了。春秋时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自王朝到诸侯，仅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书简往来，频繁的恰似车水马龙。如果举例这一时期圣贤交往的言语记载，一个是秦国大夫绕朝赠别晋国名人士会（约公元前660-583年又名范武子随武子等春秋时晋国大夫）时的警言；再一个是郑国大夫子家给晋国大夫赵盾表明国家处境的信函；另外一个是逃亡晋国的楚公子屈巫威慑楚国仇敌公子子反的书简；还有一个就是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权贵士匄（系士会之孙食邑于范谥宣子又称范宣子）不该征收邻邦繁重的贡品。记录这四个故事的闻言书函，恰似面对面交谈，都令人记忆深刻啊。再如《礼记•檀弓下》记载，滕成公去世时，鲁国派子叔敬叔吊唁，而作为他副手的子服惠伯，在路上说的话也记入了史册。由此可见，当时书录记载，已经司空见惯了。进入战国时代，仅是七国冠名“献书”者，像《战国策》上记载的苏代《自齐献书燕王》、乐毅《献书报燕王》、鲁仲连《遗燕将书》、张仪《献书韩王》等，穿梭往来如同车轮飞旋，真的令人眼花缭乱啊。
汉代之后，在文人雅士之间，笔信书札往来习以为常。其中的措辞寓意，更是精彩纷呈。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杨恽的《报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一个个志气轩昂而珠光溢彩，一篇篇运筹尺素且碧血丹心。步入东汉，单论书记文本，首屈一指的当属崔瑗。汉末三国时节，阮瑀的信札，被曹丕称为“书记翩翩”；当时孔融的遗作，即使仅剩半片简牍，曹丕也曾高价收购；而像应璩热衷时事，虽然也有随时随地的书记，但文笔内容欠佳。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志气凌云而才气伟岸的惊世之作啊。西晋赵至（约公元249-289字景真后改名浚字允元代郡人寓居洛阳魏晋时文学家）的《与嵇茂齐书》，则是年轻气盛者慷慨激昂作品而已。除外上面流传广泛的书记体例，再有西汉陈遵（字孟公杜陵封嘉威侯）口述的信函百封，其中措辞有条不紊；汉末祢衡替代黄祖写信，不仅宽严适度，而且合乎言者心意。他们两位算是书写信函的怪才偏才吧。
纵览书记文体，根本在于畅所欲言。这种文体的语言表达，旨在散发心中的郁结激愤，假借文采气势，进而喷涌倾诉。所以说，凡书记体例，不避讳颐指使气，而贵在刚柔兼济，于言语雅致的一气呵成中间，包含着类似宴席上的献辞答谢一样的情感心声。至于书记之中，涉及老幼尊卑等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礼节性的措辞习语。其实，战国以前，君臣之间的信札来往，统称为“书”。秦汉之后，因为礼仪明确谨严，于宫廷内，凡自下而上的文本称作表奏，但在诸侯国中，依然笼统叫奏书。例如胶州王的相国张敞《奏书谏胶东王太后数游猎》，正因为仗义执言，从而赢得了普遍好评。
东汉之后，书记名称按等级有所区别。三公上书称“奏记”，郡守上书称“奏笺”。单言“记”，其本意是“志”，是指阐述个人志向；而“笺”类同“表”，其重在表达情感。东汉时期，崔实担任大将军司马时写过“奏记于公府”（亡轶）一文，由此获得了崇尚谦让的美誉；黄香（字文强江夏人东汉文人官至尚书令）给江夏太守的奏笺（该文亡轶），就颇具谦敬恭让的古典遗风。汉末刘桢的笺记，例如《与曹植书》《谏曹植书》《答魏太子丕借郭落带书》等，篇章谨严华丽，堪称规劝益智的经典佳作。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没有评论刘祯这部分作品，因而被世人忽视了。其实抛开作品名称的局限，刘祯在笺记方面成就，确实胜过了他的诗篇。再者，刘廙（公元180-221年字恭嗣南阳人汉末魏初名士）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其中的假借寓意，堪称痛彻心扉；而陆机因被诬陷而自辩的《谢吴王表》《与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等，情思周全，而且言辞谨严。像这一些作品隶属笺表的杰作吧。稽查探究上述笺记体例，不难发现：它们上与表奏接近，而下与书记相似；虽然有的类似表奏一样谦让恭敬，但没有太多的卑怯畏惧；虽然也有书札一般的直白纵情，但不能表现的傲慢无礼。所以说，擅长用亲切柔美的情愫，来展示才华胸怀；敢于借绚丽华章的光彩，借以彰显感人力量。这才是笺记能够成为独立文体的特色所在啊。
溯本清源，若论书记范畴，可谓包罗万象。单论笔札名实，古今门类繁多。例如涉及民间事务者，则有谱、籍、簿、录；事关医药、历法、星象占卜者，则有方、术、占、式；再者，像申明法令或讲解兵法者，则有律、令、法、制；另外，在朝廷或商业领域涉及凭证信誉者，则有符、契、券、疏；还有各种官吏之间咨询或转达信息者，则有关、刺、解、牒；至于黎民百姓为了表达情志意愿者，则有状、列、辞、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发自内心来抒发情感或阐述事理者，如此形成的文本篇籍，虽然属于文艺作品的枝蔓末节，却是处理国家政务或民间琐事时节，必须要首先了解的知识范畴啊。
何谓谱？谱字源同普，即扩大、拓展、普遍、普查的意思。所以“谱”用于讲解家世血统源流，补充全面信息资料。例如东汉郑玄的《诗谱》，就是《诗经》的逐诗章句分析，将可能产生的地域、时期、社会背景等资料汇编成谱系，进而展现他们与当时政治、风土、人情的关系。
何谓籍？籍字源同借，内含辅助、借用的意思。作为文本名称，“籍”用于征用民工劳务时，由专人记录，并载入册页备案。例如《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的故事，也是成语“数典忘祖”的出处，即周王质曾经质问晋国的籍谈：“且昔而高祖孙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过去你的远祖父孙伯魇，是因为世代掌管宫廷实录，才得到的籍姓啊）。
何谓簿？“簿”发音近似“圃”。在字义上，类似园圃一样可容纳各种花草树木。当文本冠名“簿”时，是指一类或多类文书的汇集。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急责广之幕府对簿”（责令李广赶紧到军法处认罪），而《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使使八辈簿责汤”（指派八批人对照罗列的罪状责备张汤）。此二处均有“对簿公堂”之意，进而引申为稽查、核对或辨解罪名的对错或真伪。
何谓录？作为文本的“录”等同“领”，也就是统领，内含汇总、汇集、辑本的意思。《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中说：“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这里面的“录”就是将以往贵族的家系祖籍等信息资料，编辑成册，汇总成篇，以方便一目了然。
何谓方？《道德经》有言“大方无隅”，杨雄《太玄经•周》说“周无隅”。这里的“方”就是“隅”，一方面指六合八面之内的角落，另一方面是相对圆周的棱角。因此在中医里面，针对某一病症或某一方面疾患的治疗办法，无论是使用药剂还是技能，一般笼统称为药方、方剂或方法。所以，凡文本冠名“方”者，必定在某一特定方面有所精研。
何谓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讲；“术，邑中道也。”（术是城中道路）所以，术就是路，可引申为一种途径、轨迹。例如计算历法天象时，必定要计算到数字极限，但是一旦探明其中内在规律、途径或轨迹后，即刻豁然开朗。因此，《九章算术》就是探究数字学问的轨迹精要；另外，传说中的淮南王刘安的《万毕术》，也是讲解数理的专门著作。
何谓占？其字来源自“觇”，本意是窥视、观望、瞭望，内含伺候、候望，即等待着能够看到。因为苍穹之上，星辰云图，周匝轮转，许多奇异星云天象都是时隐时现，所以必须等待观望，才能难得一见。然而，一旦它们出现时，无论朝廷还是好事者，必定记录当时的形状色彩以及伴随的吉凶变故等。据说汉代就有过《杂占条列法》一书，就是记载这方面内容。（注：近代马王堆出土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
何谓式？式本字应为轼。轼作为器具名称，俗称星盘、罗盘等。而“式”作为文本名称，依从“则”的意思，就是规则、规程，即可指人为制度，也可为自然规律。因为阴阳的盈亏实虚，五行的轮替消长，貌似变化无常，实质上有其内在的因循规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五行家书籍有《羡门式》20卷。
何谓律？在《说文解字》上“律，均布也。”因此，律是平衡中正的意思。所以“黄钟律”是校准五音声调的基准，而法律则是规范民政行为，其中的刑律，则为制约行为乖张。因此凡冠名“律”的文本，必定维护或达到“中正”的目的和需要。
何谓令？《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说过：“令者，命也。”其依据是，凡天子的命令以及国家严令禁止者，都如同天命一样不能违抗啊。所以，在《管子•牧民•十一经》中有这样的话：“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下命令如若像源头之水一样，居高临下而一路顺畅，其必定是顺应民心啊……只有顺应民心的命令，即便再严厉，也能畅通无阻。）
何谓法？《吕氏春秋•纪仲春•情欲》有言：“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古代凡修身治天下者，必定遵循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所以“法”就是“象”，其义在于依照、模仿或引申为遵循。在军事领域，尽管没有必胜不败的法则，但是在通常应对办法之外，必定还会存在着能够趋利避害的奇思妙想。所以，凡提供战略战术的军事参考书，通产冠名“法”。比如《司马法》《孙子兵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