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诚虽然学的是文荆公的新学，但主要搜集金石铭文，研究古代文字，从事考释古铜器，整理绣简，记述古迹等工作，说白了就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热潮，前有欧阳修的《集古录》，今有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这方面的佼者。

正因为如此，赵明诚对古经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大宋历

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

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时之变’的，所要变革的，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还有就是废弃均田后出现的土地过度兼并，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权，更不是恢复均田制。”

“文荆公明确主张‘操纵之权，上之所专’的皇权集权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大权，必须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认为历史上的、舜、禹、汤、文、武各代之盛，正因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削弱中央集权，反而处处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努力。”

“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财经制度上就是国家垄断，这严重触犯了官僚贵族和大富豪们的利益，所以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党人全部赶走了，一系列的以国家垄断为基础的财经制度实施了，但后果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却无限制放大，最终新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一看，大宋的财政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国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权’来制定的，中央权力越大，皇权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弊端，而任何变法如果不在这个根源上想办法，那么弊端就一直存在，无论怎么变法，最终都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