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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太原。

这段时间，大同的罗青汉、萧和尚奴，麟府的折可求、折可存，麟延的折彦直、杨可世等各路文武纷纷聚集到太原，共同商讨中兴大计。

李虎在骆驼河一战重创夏军，获得了惊人战绩，在西北一举奠定了他的至高地位。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强者的世界，谁拥有的实力最强大，谁就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李虎现在就是老大，尤其他在太原发动的兵变，给了西北军将帅们一个强烈的震撼，他们突然发现，皇帝和皇权在强大的武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武人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只要能像李虎一样无比强悍，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肆意踩在脚下。

王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不得不屈从于武人的力量，而童贯也雄风不在，只能趋炎附势，甘心为李虎所用，这就实力较量的后果，虽然残酷，但非常真实。未来的路怎么走，已经不是郓王和童贯所能左右，他们只能跟在李虎和西北武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在这次议事上，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益的分割。

金军已经撤到河北，汴京暂时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而胜捷军已经进驻长安，西北军的杨惟忠部正在飞速南下关中与童师闵、刘光世会合，另外根据汴京可靠消息，老皇帝已经到了东南并和汴京形成对抗，大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老皇帝、小皇帝和郓王三方对峙地局面。

这个对峙局面的形成是郓王崛起并最终夺取皇统的最好机遇，但这个对峙局面能维持多久不仅仅取决于三方实力的大小，还取决于外部因素，比如金国地发展策略，所以只要这三方对峙局面一旦被打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就没有了，因此，郓王崛起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全取西北，在实力上对对汴京形成优势，否则极有可能功亏一篑。

形势很紧张，时间很短暂，李虎和折家，虎烈军和西北军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利益上的一致，而这种利益上的分割不能停留在约定上，必须得到政策上地保证，也就是说，李虎和折家要拿出一个维持利益的变革方案，拿出一整套的中兴策略，并得到王地同意。

大宋的变革最早就是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随后就是王安石的变法，而到了蔡京这里，王安石地新政迅速蜕变，变革的力度虽然前所未有，但方向却产生了偏移，以致于动摇了大宋根基。

折家和西北将门文武双全者比较多，而且因为范仲淹、韩琦等宰执大臣都曾主掌过西北军事，和西北将门有很深的交情，他们的变革思路和方向对西北将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西北人比较保守，还是在大宋基本国策的框架内进行变革。

李虎和虎烈军地汉蕃将帅对大宋地基本国策没有什么认识。说实话。他们甚至不知道大宋地基本国策和由这些基本国策而衍生出来地具体政策。因此。他们提出来地方案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辽国地基本国策和具体政策。辽国地基本国策是一国两制汉蕃共治。抛开契丹人地北面官署制。仅以汉人地南北官署制来说。很多制度还是仿照大宋。但基本国策不同于大宋。诸如以文制武、将从中御、守内虚外等基本国策。大辽人认为不适合自己地国情。不予采用。

因此。李虎和虎烈府拿出来地变革方案非常激进。基本上废弃了大宋地基本国策。这种整体推倒重来地非常彻底地变革方案显然有利于保证虎烈府和西北人地利益。但王却不能接受。而折家和西北人对大宋变革中地血腥地利益之争也心有余悸。担心这种激进地变革方案会让大宋陷入混乱。因此也持谨慎态度。或者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他们认为不合适激进地变革政策。而应该采取一种温和地保守地变革策略。

蔡京地新政显然是失败地。就算它地失败很大原因要归结于恶劣地形势。比如连续不断地战争。比如天灾**。这种恶劣形势需要耗费大量地钱财。朝廷不得横征暴敛。继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但大宋现在濒临败亡地边缘。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老皇帝和蔡京都是坚定地新政推行者。他们要承担责任。而他们推行地新政自然也就是罪魁祸首。

矫枉不能过正。如果说老皇帝和蔡京地新政代表了新党利益。元丰党人地利益。那么随着老皇帝和蔡京地下台。朝廷在否决新

。就要放弃新政。重新起用旧党。起用元佑党人。略。以免矫枉过正。进一步打击百姓。加深官民之间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