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大对田文建这些副教授采取的薪酬制度，是基本工资加津贴和奖励。而津贴、奖励部分大多靠自己去挣，这就是所谓的“科研提成”。

想方设法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拿到项目后视项目是纵向（指政斧课题），还是横向（指社会合作课题）提取一定比例金钱。横向最高可达40%、纵向也在10%左右。也就是说课题研究尚未开展，一部分资金就已经进入了研究人员的腰包，而这还是规定所允许的。

尽管田文建刚刚迈进江大校门，但对“学术江湖”有多深，也并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只要他有这个想法，凭出国前那几年建立起来的老关系，申请一个项目完全不是问题。至于能不能通过验收，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毕竟现在这由行政主导的科研经费配置，普遍存在“重立项，轻研究”的问题。一旦课题到手，尚未进行研究，就已经被作为了科研人员的“科研成就”。

比如某某计划首席科学家，按说只是一个学术研究职务，要求首席科学家必须履行相应职责，开展重大科研攻关。可是，在项目立项成为首席科学家之后，就变为了学术声誉。哪怕没有搞出实质姓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员还可继续以这学术声誉去混学术江湖。

更何况这是一个人情社会，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你如果让某一项目不通过，下次你主持的项目，极有可能也不能通过。为了不树敌，你必须得从长计议；如果你坚持不在被评审方事先拟定的评审结论上签字，很快就可能接到各方电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再坚持己见，结果可能是就地排除在评审专家之外，今后再也不出现在评审专家之列。更严重的后果是，再想申请该项目设立方的课题，将十分困难……可以想象，在当前的科研管理体系中，科研验收能认真起来吗？

很显然，苏校长关于减轻常规教学任务，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搞科研，不仅仅是要求他一心一意做学问那么简单，同时也变相的给他布置了创收任务，毕竟校方才是项目提成的大头。

正因为如此，尽管江大的教授不少，但在一线教学的却凤毛麟角。有门路的成了“空中飞人”，到处走穴。没门路的想方设法申请项目，想成为学术朋友遍天下，课题不愁、经费不愁的“知名学者”。

以至于一些冲着江大某“拳头”专业报考的学生，在课堂上却见不着教授的身影。真正在一线授课的，都是本系教授所带的研究生，其教学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面对着苏校长的“好意”，田文建权衡了一番，毅然说道：“感谢各位领导对文建的抬爱，但做人总得有点自知之明。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是掂量的清的，从事本科教学还差强人意，搞研究却有点力不从心啊。”

见苏校长顿时皱起了眉头，闻教授立即插了进来，指着身后还未散去，正冲这边张望的同学们，呵呵笑道：“校长，同学们还意犹未尽，要不让文建先去跟他们交流交流？研究的事回头再说，来曰方长嘛。”

尽管在所有人看来，这堂两个小时的公开课很成功，但田文建这个主讲却并不满意。要知道像这样的课，哈佛学生都会争先恐后的参加讨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与学生们交流可比与本应该给师生搬凳子的校长说话愉快多了，不等苏校长开口，田文建便给几位大佬们露出个歉意的笑容，随即头也不回的走了过去。

“田教授，您讲得太生动了，原来哲学也没那么枯燥，深受其教，深受其教！”

“田教授，为什么听您的课感觉很轻松，看哲学著作却感觉很难？”

田文建刚走了过来，就被近百名学生团团围住。看着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子，田文建微微的点了下头，一边招呼大家围坐到自己身边，一边呵呵笑道：“请大家放心，今天下午我有的是时间。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但必须一个一个的来。”

同学们这才静了下来，一个个掏出纸笔，紧盯着他的双眼，一副满是期待的表情。刚走下讲台的小娜长叹了一口气，冲小辣椒三人摇头苦笑道：“看来他一时半会儿是脱不开身了，要不我们先回去？”

不等小辣椒开口，对哲学同样有着浓厚兴趣的杨杰，连连摇头道：“没关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学点东西。”

“是啊，是啊，姐夫的课太精彩了，我也想再听会儿。”

连小辣椒这个“不学无术”的丫头都这么说，小娜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带着三人远远的做到田文建身后，生怕影响到他和学生们的交流。

“这位同学的问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难读’，一个是‘哲学’。”

这时候，田文建打开了话匣子，一边环视着身边的学生，一边侃侃而谈道：“我承认，如果拿到一篇论文或一本书，只有作者一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么99.999%的可能是鬼扯。根据维特根斯坦反驳‘私人语言’的论证，那样的东西极有可能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在扯什么犊子。”

同学们顿时爆笑了起来，对身边这位年轻的教授，以及他的课更感兴趣了。

“清晰是哲学家的天职，也是一切搞研究的学者的天职，让人……至少能让专家“读懂”你的论述，是一篇著述的最低要求。”

田文建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现在讲到第二个关键词——哲学。虽然我无法给出精准的定义，不过这里应该有一个区分，那就是广义的哲学可以分为‘大众哲学’和‘学院哲学’。

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有一次在波士顿，我穿着件印着kcl标志的套头衫搭乘地铁，一位美国老头和我聊天，问我学什么的，我说我学哲学。老头立马兴奋地问我，‘你觉得毛z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吗？

我想了想，回答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的，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和萨达姆都是哲学家。’这个极为崇拜[***]的老头仰头皱眉困惑了一会儿，又笑逐颜开争辩说，‘不不不，哲学家一定是道德高尚的，你说的那些人不是，但毛z东是。’

我回答他说，‘那就需要真正的学院哲学家来讨论，什么叫做道德高尚了。’我想，这段对话，应该算例示了‘大众哲学’与‘学院哲学’的区分。”

在大礼堂这么个严肃的地方，把[***]和希特勒、萨达姆相提并论，还真敢说！还好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讨论的也不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那位提出问题的女同学沉思了片刻，一脸似懂非懂的表情，接着问道：“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高尚呢？”

“要弄清楚什么叫做“道德高尚”，或者说弄清楚道德的条件、起源和理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在西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密尔，到休谟，到威廉姆斯……有那么多极其智慧的头脑，都在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这就足以说明‘学院哲学’这项工作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