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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的夜里，可能很多匠户都兴奋难眠，为豁除了贱籍，成为普通民户而落泪激动。这不仅仅是现在自身的待遇问题，更是子孙后代的福址，从此可以改业，可以参与科举，捐纳，甚至做官。最差也是同属“士、农、工、商”四民之列，可与“大百姓”正常通婚，可拥有土地……

古代中国人分良贱，虽然没有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格分明，贱民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庞大，但是也相当严重。这当然是**等级社会中必然要存在的事，只有把人分成各种等级，**统治者才可高高在上，享受金字塔顶端的风光。

中国的贱籍通常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最主要的特点便是没有政治权利，法律地位很低，婚姻是阶级内婚制，身份是世袭的，规特定的户籍管理。在明朝，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安徽的“伴当”、“世仆”、福建、两广的“疍民”等。

而明代沿袭自元代的匠户制度，也是属于一种特殊的贱籍。特别是军匠，身份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且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而且还有规定，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受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便往往以粗制滥造或浪费原料，乃至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

后来，明朝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改征匠班银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并不曾真正解除手工工匠所受的封建劳役的束缚，因为匠班银就是基于匠户所具有的封建劳役义务的身份关系交纳的，并且这一劳役剥削方式的改变，也仅限于轮班工匠，住坐工匠仍照旧供役。工匠为服役，常常要借钱物绢帛，甚至典卖子女，甚为悲惨。

虽然南明末世，这种匠户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但朱永兴从法律上加以豁除，真正承认匠户属于四民之列，依旧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依然能令匠户欢欣鼓舞，如获新生。

或许在别人看来，改善匠户们的待遇水平，可以使他们焕发劳动热情，对于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但从朱永兴的角度看来，现存的匠户制度不仅使工匠们劳动热情丧失，伪劣产品增多，更严重的是阻碍了科技水平的发展，遏止了工匠们创新发明的**。

再者，工匠们大多不识字，没有文化，而仅仅依靠家传，这样的流传方式只能使技术逐渐没落。工匠们的成绩和创新又往往得不到上司的赏识，所以，宁可烂在自己手里也不愿作为上司升官发财的工具。

给予工匠与良民平等的地位，制定一系列措施鼓励他们教授徒弟，并按照熟练等级和工作质量发工钱，还有奖励发明创造的规定。朱永兴就是希望工匠们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振奋工作热情，把明军的军工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其实这只是个开始，在朱永兴的计划中，要豁除的贱籍并不只是匠户，还包括了惰民、丐户、蜑户等，甚至数量最大的贱籍奴婢，朱永兴也要视时机加以豁除。这种事情，与其让满清去邀买人心，倒不如由自己来做。从心里来讲，朱永兴的思想观念中根本就对这种野蛮的歧视制度极为厌恶和抵触。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废除了“良贱制度”，也暂时无法消除人们的“良贱之分”，自己也要去做，也要先从法律上推翻和否定这种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陈规陋习。

不说那些匠户如何喜悦，如何核计是在工房做工，还是领地去种，哪个更合算。朱永兴此时也是没有入眠，和几名将领探讨完安南攻略后，他并没有马上让人散去，而是命人添茶倒水，要与大家一起听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