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米青完成了就任仪式，在国会中向宪法宣示，然后正式就任共和国第五任正式大总统。

全国人民都对米青政府寄予了厚望，正是这种厚望，才促使米青高票当选。而且投票率创造了一个纪律，参与投票的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而且高大1.8亿人。显然3千万渴望提高工资的工人，和他们多达1亿以上的家属和亲人的美好愿望，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

米青上台第二天，退出的第一项政策，果然就是他竞选时候的承诺，她向议会提交了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的法案。

但米青显然太过于理想主义了，他没有顾虑各省的不同情况，而是一刀切，要求所有的省份都必须做到最低日薪一两的底线，他也没法做出区别，竞选的时候。如果说要给山东制定日薪一两的标准，给河南日薪半两的话，恐怕河南百姓不但不会领情，还会谩骂她呢。

法案通过了。

国会议员不敢否决这项议案。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敢否决了这个议案，明天就会被骂的狗血喷头，这些国会议员可都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各地名流，哪怕是其中的资本家阶层。也不敢为了维持利润而挨全国人民的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执政者的一种约束。

提高工资，众望所归，善良的想法，未必能取得善良的结果。

中华共和国政府的效率可能比不上后世的那个人民共和国，但是中华共和国对待法律的态度，却极为认真，王宠惠等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律人士，制定出了完善的司法体系，一旦法案通过。那必然是有执行机构的，绝不会让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只观律条在，无人去执行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法案通过之后，立刻就有之法部门开始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监察部门开始介入，当然还有强大的工会势力在紧紧盯着资本家，一旦他们违反法律，立刻就会被告到法院去。

在违法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也就没有人去违法了，司法成本反而会降低。

但违法成本高了，资本家不敢违法，却敢缩减员工数量。

先是很多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临时工。突然发现年后他们没以前那么容易找到灵活干了，以前他们只要等在城市中约定俗成的某座桥下、或者某个庙前，就会有人来招短工，几乎每天多少都能找点活干，可是这次他们发现，招活干的难度大多了。一开始一天半才能找到一个活干，接着是两天，然后三天。

最先承受危机的总是最弱势的人群，就好像疾病吞噬的总是最虚弱的人一样。

米青执政的第一个月，还只是一些临时工受到影响，第二个月开始，一些利润本就不高的工厂发现他们开始赔钱，于是开始开除工人，工会积极介入，谈判、ba工，不但无法阻止这种潮流，反而导致一些工厂既无法盈利，又无法减少工人数量，还得提高工人工资，于是这些工厂关门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矛头对准了现行政策，翻出了强行提高工资是对自由经济的损害等理论。那些原本就不支持米青的资本家也开始频繁的危言耸听，警告政府说，如果你不改变目前的政策，中国经济肯定会崩溃。

但真正清楚内情的，就会知道，这几个月，中国出口日本的机器设备突然下降了很多，出口欧洲的化纤也在大幅度下滑，机械制造业订单降低，然后下游的零部件工厂的订单也自然减少，零部件和机械制品的价格大幅度下滑，利润率大大降低。

日本进口的机器设备为什么减少呢？因为他们出口美国的丝织品和棉纺织品等产品大幅度萎缩，于是他们降低了对丝织工业和棉纺工业的投入，减少了来自中国的发电机组、大型机床等机器设备的进口。

欧洲经济不景气，那么老百姓就没钱买那么多衣服，欧洲的纺织企业自然不会进口化纤这种原材料了。

尽管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存度要小于10%，可是贸易的萎缩却足以让中国工业产能普遍过剩，那么就意味着工人数量过剩，为了维持经营，工厂主第一降低售价，第二降低工资，但他们发现价格降低了，利润下降了，工人工资却上升了，于是经营不下去了。

于是中国人也终于感受到了危机的浪潮，尽管还比较温和，但却坚定的到来了。

可表面上看，确实米青政府强行提高工资的行为，引起了这次失业潮，而米青政府确实是出于善意，却得到了最恶意的结局。

只能说天不遂人愿，天道不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