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津先是惊讶，随即想到观德王杨雄之女与温城司马大郎之间曾有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记得当年司马大郎一次次上门提亲，而观德王一次次拒绝，闹得满城风雨，突然祸从天降，司马大郎因罪流配敦煌，接下来便发生了一件让观德王“颜面尽失”的事，他的女儿竟然“逃离”了京都，不离不弃地追随司马大郎同赴敦煌而去。杨雄勃然大怒，就此断绝父女之情，甚至对外宣称他的女儿已经暴病而亡。一个皇族未婚少女为了追求爱情而离家出走，这当然是一件丑闻，所以即便在京都也是知者寥寥。不过这也是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知情者无从评判它的对错，考虑到皇族和观德王的脸面，也就选择性地遗忘了。

今天，杨恭仁突然提及当年“家丑”，并承认伽蓝的身份，这里面有何玄机？观德王已经去世，杨恭仁是家主，他有权力承认这段姻缘，只是，他此刻公布此事，目的何在？又是何种暗示？

“司马大郎？”韦津神色平静地问道。

杨恭仁微微颔首，却是不说话。

李丹眉头紧蹙，也是不说话。

伽蓝当真是司马大郎的儿子？司马氏都没有正式承认伽蓝的身份，杨氏却承认了，而且是当着韦津和自己的面，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伽蓝的身份，这是为何？

二十多年前，李丹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当然知道司马大郎的爱情故事，不过却为司马大郎后来的悲惨结局唏嘘不已。当时观德王杨雄位高权重，而司马氏没落不堪，司马大郎又是亡妻的鳏夫，即便杨雄的女儿非他不嫁，皇族又岂肯接受这门联姻？所以司马大郎的结局只有一个，流配边疆，杨雄没有痛下杀手就算格外开恩了。

杨氏和司马氏的仇怨，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而结下。早在帝国建立之前，先帝与司马消难就已经势成水火，兵戈相见，但他们之间的仇怨，说不上谁对谁错，成王败寇，没办法，所以先帝统一中土后，并没有对司马消难一门斩尽杀绝，但也不予重用。司马大郎这件事，先帝知道，今上和他的几个兄弟也知道，毕竟这也算是皇族丑闻。既然是皇族丑闻，那么伽蓝的身份是否公开，就不是杨恭仁说了算，他必须先行禀奏今上，今上才是皇族最大的家主，今上答应了，杨恭仁才能对外公开。

难道陛下早就知道伽蓝的真实身份？联想到裴世矩、薛世雄对伽蓝的信任和器重，再联想到此次陛下不远万里将其调至禁军骁果，并委以重任，便可推测出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

“观公不妨直言。”

韦津懒得费神思索。伽蓝的身份本是皇族家事，虽然牵扯到一些当年旧事，但与这场风暴有何关联？杨恭仁到底想说什么？

“六月十三，伽蓝秘潜东都，于洛阳白马道场拜见越王。”

杨恭仁不紧不慢，徐徐道来，把伽蓝两次秘潜东都，以及所进之言、所献之策对东都局势的影响做了简略述说。

韦津和李丹都听明白了，伽蓝就是皇帝的“秘使”，他的话，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如果不接受，你便要做好不接受的准备。从伽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经预见到杨玄感败亡的后果，为了拯救帝国的保守势力，他一直在努力，但成效甚微。假如伽蓝的所作所为均来自皇帝的授意，那么，皇帝的真正用意是什么？难道他并不想借助这场风暴摧毁保守势力？

韦津思考良久，忽然问道，“伽蓝何在？”

“会来的。”

杨恭仁对韦津和李丹的“合作”态度很满意，要知道他之所以夺情起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救”。

这场风暴是杨玄感掀起来的，而杨玄感同样出自弘农杨氏。弘农杨氏实际上都可以称之为皇族，但考虑到血缘亲疏，不同支脉所享受的权力和财富悬殊很大，比如杨雄就可以封王爵，而杨素则只能封公爵，于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弘农杨氏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比如当年杨忠杨坚父子便忠诚于独孤氏，而杨敷杨文纪兄弟则附翼于宇文氏。杨敷便是杨素的父亲，杨玄感的祖父。世家内部的矛盾代代相传，某种意义上既是一种制约和平衡，也是维持世家传承的必要手段，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先帝朝，弘农杨氏就是杨雄和杨素的对抗，现在杨雄和杨素死了，杨玄感又自寻死路，绝了一门的生机，那么便剩下杨雄一脉一枝独大。某个宗室权贵一枝独大，必然会威胁到皇权，影响到皇族的稳定，更不要说像杨恭仁这样的持保守立场的大贵族，所以，对杨恭仁来说，此次杨玄感的败亡，实际上也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危在旦夕，为此，他不得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此来表达对皇帝的忠诚。

不论从个人家族利益出发还是从保守贵族集团的立场出发，杨恭仁都想尽快击败杨玄感，结束这场风暴，因此，他迫切需要与更多势力结成联盟，而能给予其最大帮助的正是伽蓝。

果然，伽蓝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