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政务繁忙，张端义之文，他却废了政事，花上一天时间将之看完。初看时他也很为其文辞之粗陋而感觉不妥，以张端义的水准，原不该写出这样浅白的东西来，但后来再仔细推敲，此文恰恰是写给那些在夜校中粗通文字的工人们看的，口语化正是应当，若是弄得文辞灿然，反而是不美。最重要的是，在张端义文中，那些纺织女工的境地非常惨，完全与魏了翁在临安城中看到的不同。
她们收入多了，眼界也高了，对原先束缚在她们身上的东西，便有些反抗的意思。可是那些束缚着她们的力量，不仅仅不放过她们，而且还与那些工厂主们勾结起来。
她们依旧处在多重的压榨之下，而且比起之前，她们头顶上还多了一座山。
但让魏了翁难过的并不是这些——他再如何开明，却仍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虽然同情那些女工的遭遇，却也只是同情罢了，他看到的，是这些女工和她们身边男工一般，被那些私人工厂主的残酷压榨。
在赵与莒控制的工厂之中，对于工人都有一定的保障，比如说各种福利措施，可随着工业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私人开办自己的工厂，激烈的竞争之中，工人的权益成了工厂主们首先削减的。比如说，怀孕女工即使是七八个月的时候，也得挺着大肚子上工，在生孩子过后一个月内，也必须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否则便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岗位。
男工人同样日子不好过，没有休息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可能要超过十四个小时——自从汽灯发明之后，夜间工作就成了可能。而他们的薪水却日渐微薄，许多私人工厂里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收入，尚不及在赵与莒背后控制的工厂里一天八个小时的收入。
私人工厂主们靠着这种极残酷的剥削方式，来与赵与莒控制的那些工厂进行竞争。原先赵与莒希望通过竞争推动私人厂主们进行技术革新，可是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首先考虑的降低成本的措施还是剥削工人，或者降低工人工资，或者延长劳动时间。
“长此以往，必生事端。”
放下手中的茶，魏了翁举目看了赵与莒一眼，却在天子面上没有发现任何意外或者喜怒之色，赵与莒正专注地看着张端义的手稿，眉头偶尔会挑上一挑。
这份手稿的出现，实在是出乎赵与莒意料。
“陛下？”见赵与莒看得专注，魏了翁低唤了一声，赵与莒摆了摆手，示意他安静，继续向下看过去。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部小说手稿才不过六万余字，算不得什么鸿篇巨作，但它是白话文写的，这一点比起其内容更让赵与莒心动。华丽的辞章与晦涩的典故，使得知识向来是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的神秘的东西，而白话文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张端义用白话文写这部小说，究竟是出于他这个人的本意，还只是偶然？
在这之后，才是对其内容的思考。赵与莒如今已经当了八年多近九年的皇帝，他现在考虑问题，并不象初登大宝时那般，他发现自己的心思，也变得越来越有些“残忍”起来。比如说那些工人的境地，赵与莒发觉，自己就不如以前会立刻暴怒。
这看在魏了翁眼中，却成了天子涵养越来越好，喜怒不动于颜色，变得深不可测了。
“这个张端义倒是个趣人，竟然写出这般一篇文章来……朕想见见他，魏卿能否替朕安排？”
听得赵与莒有意见张端义，魏了翁心中一喜，他将张端义的手稿借来，原本就是作为一块敲门砖，想将张端义举荐给赵与莒。他立刻道：“此人正在臣家中，若是陛下要见他，现在便可召来。”
“写得出这般文者，朕遣人去召，只怕会天子呼来不上船呢。”赵与莒轻轻拍了拍桌子：“不过试试也好，便是不成，也可以成就他一番声名……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这声名也是有用的。”
就象赵与莒说的那一样，他召张端义来，张端义却拒不入朝。赵与莒也不强迫，一召便罢，倒是魏了翁心中暗暗佩服。
他当参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张端义就在苏州，而且凭借他两人的交情和张端义的学识，只要张端义求上门来，他便会为张端义安插一个职司。但这么长的时间里，张端义哪怕沦落到依靠老妻在工厂中做工为生的地步，却也不曾来寻他，证明此人的心思已经不在仕途了。
张端义有更大的理想，从与魏了翁的谈话之中，他对于赵与莒有了更直接的认识，这样一位虚怀若谷目光深远的天子，对于他小小的不敬只会一笑置之，甚至还会有意为他邀名。
果然，赵与莒不但没有怪罪，为全其名，还亲笔给他的书稿取了一个名字，叫作《铁屋》，并令魏了翁为之作序，交与《大宋时代周刊》发表，并在连载完成之后，还令商务书局以单行本方式发行。
这原是本不大讨好的书，可经过一番宣扬之后，却于儒林间掀起喧然大波，尽管天子亲自赐名，可是最初时还是批评如潮。对于其内容，儒林倒未有什么反对之声，都以为这是揭破商贾“重利轻义”的面皮，但对于其用白话文写作的方式，儒林是咒骂声一片。
这在所难免，这些儒生本能地感觉到，在天子用智学破了儒学独霸仕途之道后，白话文小说的出现，又是天子在破他们对于舆论清议的垄断了。
大宋到现在这地步，经济乃至社会的变革都是巨大的，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文变革，故此还是一个瘸腿巨人，这是赵与莒一直以来都很担忧的事情。张端义的横空出世，让他意识到，随着大宋社会变革的深入，人文领域进行一次深刻变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与《铁屋》同时成为畅销书的，还有一些翻译来的西学诸书，诸如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作品，被编为《工具论》一书。华夏原本便有“名辨”之学，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作品，在被那些饱学大儒们与名辨之学相互参照之后，一时之间，竟然也成为这些学都们相互辩论时常用的工具。
这正是赵与莒想要的结果。随着《织厂血泪》的争论到了白热化的境地，赵与莒公开在朝堂上对于用白话文进行创作表示了肯定，并且从内库拿出一万贯钱来，设立大宋小说奖，专门奖励白话文小说创作，竟然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