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从隔壁隐隐约约传来的林舒慧的歌声，凌风想着刚才与冷世东的不期而遇，总结了一下来上海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种处处受制的感觉。

他发现现在的上海情况，比淞沪会战前复杂多了，过去作为共产国际潜伏的特工，他只要一声不吭地伪装自己就可以。

现在却不一样，作为军统的特工，他既要设法取得鬼子的信任，又要辨别内部的叛徒，还要警惕类似于赵云红那样江湖帮派的骚扰，甚至还要处理好与延安方面的关系。

过去他的身份很简单，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工，现在依然保持这个身份外，又多了一个军统特工的身份，在提出回归***组织，并等待着答复的同时，他发现自己正在一片迷茫中逐渐迷失了方向。

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真正代表自己信念和信仰的身份只有一个，对于凌风来说，三**义和共产主义似乎都不是自己义无反顾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和信念。

面对破碎的山河，他唯一清醒的认识，就是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至于其他的一切组织与党派，他越来越感到模糊。

在他看来，即将爆发的徐州会战，是中国军人与日本鬼子之间的战争，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把情报送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在无法联络到军统的情况下，他只能再次寻求龙可云的帮助。

大约凌晨时分，迷迷糊糊中的凌风，听到楼下有动静，立即起身来到门口，发现是楼下的袁殊已经出门。

他立即跟踪下楼，看到袁殊走到路口，叫了辆黄包车扬长而去。

这个时间段里大街上行人很少，坐黄包车跟踪容易被发现，凌风只得贴着屋檐快步紧跟，过了几条街，他看到袁殊在会乐里长三堂子那里下车，走进了妙姐楼。

在会乐里长三堂子里，至少有一百多家上等窑子，在二十多幢房屋中，每幢房子少则二三家，多至六七家，可以说幢幢房子是窑子，家家户户有窑姐。

每幢房子的门口都挂上一盏门灯，后来也有改为霓虹灯的，其形状有圆的、方的、八角棱形的，上面都写着当家窑姐的名字，入夜灯光齐明，藉以招徕嫖客。

这个巨大的窑窟之所以被称为长三堂子，是因为在这里的窑子中，喝茶三块大洋，侑酒三块大洋，留宿也是三块大洋。

在长三堂子里消费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打茶围。

有客人进门，便有伙计高喊“客到”，窑姐立即在堂中泡茶一碗，表示接待。打茶围后，嫖客便成为窑姐的相好，既可随便上门玩，又可随时叫局应召。

其次是叫局，有酒局、牌局、戏局，以酒局为主。

嫖客叫局即是差仆人或酒馆的跑堂把局票送到窑子，局票即是在相好的窑姐名片上，写着嫖客的名字，窑姐接到局票，立即应召出局。

窑姐出局通常是风雨无阻，不能随便推却。

最后是吃花酒或叫做花头。

嫖客和窑姐来往一段时间后，便在窑子里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经过摆酒以后，嫖客就算是和这个窑姐定了情。当然，这只是老鸨的敛财噱头，窑姐几乎都会和无数嫖客定情，嫖客亦然。

会乐里的长三堂子，历来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流氓大亨的婬乐场所，据说青帮大佬杜月笙在长三堂子请一次花酒，至少要花到五百至一千大洋。

正是因为这样藏污纳垢的地方，除了访花问柳之徒外，形形色色，代表着不同国家、组织的谍报员，为了掩盖真实身份也云集于此。

而袁殊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却是为了向戴老板发送一份重要情报，他的电台，就藏于妙姐楼，妙姐楼的老鸨陈妈妈就是他的报务员。

看到他进去后，凌风琢磨着，不管他是真的嫖宿窑姐，还是与谁接头，恐怕一时半会也回去不了，于是叫上一辆黄包车，直接回到公寓。

他套开袁殊家的门锁进去一看，里面的布置名副其实地就是一个书香门第，除了简陋的生活必须家具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书柜，里面摆满了世界各国的书籍，中国古典文学居多，进步和革命的书籍也不少。

凌风明白，他敢于在书柜上摆上那些红**籍，一定是经过鬼子同意的，毕竟这是在租界，袁殊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华美晚报》的记者，并未公开投敌。

袁殊出门的时候，身穿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齐而光亮，看似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但屋里却乱七八糟，这与他单身汉的生活习惯有关。

但凌风发现，他家里乱中有序，别看书本稿纸从桌子上到地上撒了一片，脏衣服臭袜子到处都是，恐怕如果有人动过的话，他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