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李宗仁将军说过：“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

刘斐将军也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

但南京毕竟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不战而退有失中华脸面，蒋委员长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将军的建议，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

从政治上讲，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均战绝对优势的日寇，他居然要求唐生智将军一到两个月，几乎就是痴人说梦。

日寇打赢淞沪会战后一路赶来，士气旺盛，甚至不待东京大本营正式命令，在少壮派军官的怂恿下，主动向南京发动了进攻。

而中国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蒋委员长对政治仗和军事仗的打法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作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

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但又含糊其辞：“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

等唐生智将军下达撤退命令后，又“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命令唐生智将军坚守。

最高统帅的决策犹豫，在撤与守之间的徘徊不定，严重影响了守城部队的信心。

一直身居闲职的唐生智将军是主动请战的，可谓临危受命。但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所指挥的部队没有一支是他的旧部，关键时候连一个营的部队都指挥不动。

其实唐生智将军对蒋委员长“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曾明确表示：“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

但战斗一打响，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按蒋委员长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后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

但事实上南京守军没有预先做出撤离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坚壁清野，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撤退命令下达后，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部队不听指挥，该担任掩护的不掩护，率先撤离，造成其他部队侧翼暴露，被敌迂回包围；

也有各级指挥官贪生怕死，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行动；

有的因通信不畅，命令没有下达到基层，大批基层官兵成为无指挥无组织的散兵游勇......

在溃逃的一片混乱中，也有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部队顺利安全转移,如粤军叶肇的第六十六军和邓龙光第八十三军，他们遵照撤退命令指定的方向和路线，出太平门走紫金山北麓、过东西流镇，从句容穿过宁杭公路走溧阳郎溪，突破数重日军的阻扰进入皖南山区，得到当地军队接应。

他们大胆机智地逆日军主要进攻方向而动，从日寇间隙穿越而至敌后，是南京保卫战中不多的亮点。

在日寇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鬼子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三十四万同胞的冤魂弥长空，泣鬼神......

凌风赶到南京的时候，大战接近尾声，该撤的部队撤走了，他身穿鬼子的军装进入南京，又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一路西行，继续寻找自己的部队。

进城的路上，他还一直挂念着英子，不知道她如何自圆其说地骗过铃木善信，但看到南京城尸横遍野的惨状后，他发誓忘掉英子，甚至希望所有的日本人，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死绝才好。

凌晨时分，他骑着战马，腰里别着从殉国的国军遗体上取下的驳壳枪，刚刚离开南京城，在通往芜湖的路上，远远地看到一小队鬼子，正在路边围成一个圈，远远便听到圈中一个中国女人的尖叫，和鬼子们肆无忌惮的婬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