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896年中旬，不知道为什么，::旗军秘密发双饷，这稳定住了人心。后来林朝栋见刘永福有办法，干脆投靠了刘永福，自己拿一份副统领地饷银，舒舒服服的过起悠闲的日。

此后每隔几天，都有几百人过来投靠黑旗军，林朝栋偶尔看过几次，心里吃了一惊。这些

来面带杀气，但是举手投足间都整整齐齐，竟然是一这样的兵放到哪里都是一等的主力，竟然会伪装平民来投靠超级杂牌军黑旗军，真是令人奇怪。

林朝栋问了刘永福几次，刘永福都是含笑不说，林朝栋问得急了，撂下话要走。刘永福没办法，指了指东北方，林朝栋这明白。他知道那边待遇好，也就死心塌地的帮刘永福练兵，原本只有18（林朝栋10营，刘永福8）兵力的黑旗军，到了战前竟然膨胀至36营，实力较唐景的24个营高出不少。

对这些，唐景是毫无觉察的，他本来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殖民主义者派遣雇佣军悍然入侵越南，其终目的是以越南作为跳板而企图染指中国，清朝朝野均为震动。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九日，时年四十一岁的唐景，毅然向光绪帝上书，提出为了“绥藩固”，自己要“请缨”而出镇南关，去抗击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军。

唐景出京之后，先到广东拜会了时任两广总督的曾国，曾国对唐景相当冷淡，《清史稿》只十分简略地记载为“韪其资议之入越”，大概是曾对唐的请缨入越认为是哗众取宠而不以为然的原因。第二年（1883年）唐景前往云南，在昆明见到了当时的云南巡抚岑英，被岑派往中越交界处的保胜，与当时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共事。

唐景初见刘永福，向刘提出了抗法御侮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是以保胜等越南十州为基地，相继拓展至其它各地；中策是黑旗军全师进攻河内，以争取中国所支援的军饷；下策是坐守保胜，以待时机。

刘永福很遵重唐景的意见，决定采用他的中策。光绪九年（188年）五月，被黑旗军围困河内达一年之久的法军海军上校李维业，率领法军出城反攻，唐景在战前为鼓舞士气而作了一篇檄文，历数法军侵越以来的种种暴行，宣告黑旗军援越抗法是应天顺民的正义之举，号召越南人民与黑旗军并肩战斗，檄文写得义正辞严而又洋洋洒洒，极大地鼓舞了中越军民必胜的斗志。

战斗之中，刘永福在河内西面的纸桥设伏，大败法军，打死李维业及其副手卢眉，赢得了空前的胜利。战后，刘永福因功为越王封为三边副提督，主管越南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并负责扼宁富良江两岸。唐景也因功被清廷赏予四品官衔。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唐景带着景字军和岑毓英交给他的军潘德继部，进驻河内门户三江口，十一月，法军攻刘永福吴凤典部，唐景率部下谭敬德等人前往救援，“景字军”与黑旗军并肩作战，将法军围困于宣光城内达四月之久，法军惶惶而不可终日，在此之时，恰逢法国国内茹费理内倒台，使得法军是人心浮动，危城难守。眼看中越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胜利就要取得成功之际，腐朽不堪的清政府居然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885年4月日）下表向法军妥协停战，从而开创了世界外交、战争史上的怪例：中国实胜而败；法国实败而胜。

中法之战后，唐景奉调回国，因功晋升为二品秩，加赏花翎，赐号霍伽春巴图鲁，主管中越边界划分事宜。同年十月又将他调往台湾，担任比较高级的官职，从此之后唐景便走上了一条与他从前的人生道路完全相反的逆旅。

光绪十三年（1887），唐景以福建台湾道道员的身份，正式入台任职，（巡察衔）巡抚，替代了他的前任邵友。在他的座师张之洞的极力颂扬和运动下，官运亨通，成为清朝政府中为数不多的握有地方实权的封疆大吏。

除他之外，他的老熟人刘永福也由南澳总兵的原职上被调为台湾总兵帮办台湾军务。但由于唐、刘二人自中越边境共事以来即不相协调，于是唐景趁大权在握之时将刘永福排斥至台南。

但是一帆风顺的仕途在甲午战争之后变得阴暗起来，一个国家弃守之地，能有什么前途？没了前途的唐景开始在钱途上越走越远，就在12月3日本宣布出兵台湾的当天，唐景接受了日本正金银行的巨款，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携其爱妾化装到美国驻台税务司请求庇护，得以乘德国轮船“阿打”号逃至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