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英军士兵们都跳起来没命地向前方狂奔起来。

理论上说，菲利浦·汉诺威爵士的想法并没有错，大沽炮台装备的红衣大炮确实没有那么先进，是不能调整射程的。但是他却忘记了“炮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样浅显的道理，张继之前就想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命令士兵将大炮从炮架上拆卸了下来，掉过头来对准内陆，炮身后部垫上沙袋。这样一来，沙袋垫得越低，炮口就越向上，射程自然也就越远，反之则射程越近。用这样的“土”办法，张继将这些红衣大炮有效地实现了“废物利用”，从荒原到城墙下的地区都已经覆盖在红衣大炮的射程之内了。

等到菲利浦·汉诺威爵士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最后的六千多人也几乎要全军覆没了，侥幸死里逃生的五百多人龟缩在距离大沽炮台城墙不足两百米的一条壕沟下面不敢抬头。因为只要一抬头，就会有一排子弹或者箭射来。

菲利浦·汉诺威爵士心痛欲死，这一万五千多海军陆战队和那数十艘炮舰是大英帝国海军的精华，也是他赖以身居高位的政治资本。没有了他们，且不说什么洗刷耻辱、恢复荣光、获得爵位封赏统统成了泡影，就是他自己，也很可能因为玩忽职守而被军事法庭审判，落得个终身监禁甚至绞刑的下场。

想到这里，菲利浦·汉诺威爵士举刀站了起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出去拼一把。即便上天不眷顾自己，至少战死沙场可以免去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终身监禁或者绞刑的难堪与屈辱。

突然，身旁受了重伤的约翰·史密斯爵士跳了起来将他扑倒在地，死死地压住他，在他耳边说道：“大人，我们没有胜算了，我们投降吧。”

菲利浦·汉诺威爵士边挣扎边大声地怒吼道：“我是帝国的军人，是女王的骑士，是英格兰的贵族，怎么能向一群下里巴人投降？”

那一扑似乎耗尽了菲利浦·汉诺威爵士的力气，他缓了好半天，才说道：“大人，即便您可以抛弃一切，您也该想想这些士兵，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还在家等着他们回去呢。”

菲利浦·汉诺威爵士不再挣扎了，他无力地躺了一会儿，起身解开了自己的军官制服，脱下贴身的白衬衫，挑在指挥刀上向空中晃动起来。

过了大概一刻钟时间，菲利浦·汉诺威爵士听到大沽炮台的城门“吱呀”响了一声，他抬头看去，城门洞里走出一行人，大约一百多个的样子。

待到这行人走近了，菲利浦·汉诺威爵士才看清楚，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并不高大，但是红黑色的脸庞使他显得颇为健康。走在他左边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白净的皮肤，文质彬彬的样子，两眼正紧紧盯视着自己。他们身后跟着的是一队全副武装的清军。

那个年轻人开口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对方居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个年轻人说道：“菲利浦·汉诺威爵士，阁下能够选择投降，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能避免更多的生命受到伤害。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阁下是尊重的，我们愿意礼送阁下和阁下的士兵们回到你们的舰队上去。同时，我们希望阁下能够向贵国政府表明我们的态度：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但是如果贵国仍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及行动，一切后果由贵国自行承担。中国绝不惧怕战争，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

望着载满英军士兵的大船慢慢驶向远方停泊着的英国舰队，曾国藩不解地问：“松涛，你为什么要放这些人走？特别是那个叫做汉诺威的，他可以做为我们的人质啊。你真的相信英国会因为我们的仁慈而选择停战么？”

张继摇摇头：“不，中堂大人，我从不相信，英国会因为我们的仁慈而选择停战。我们与英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是注定的，几乎不会因为什么人或事而改变。这区区五百人对我们所能构成的威胁终归有限，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放他们回去呢？至少我们可以在国际舆论上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曾国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是啊，自古以来，杀降不详，罢了。”

张继点头道：“同治二年（1863年），欧洲各国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在战争中使伤员和医务人员‘中立化’的问题，会后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年，这些国家又签订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该公约规定伤颤人不论国籍都应受到接待和照顾。善待战俘既是文明国家的气度，也是世界的大势所趋，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鸿章大人在杀死投降的发匪伪纳王郜云官、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均、伪宁王周文佳等人后，‘常胜军’头领戈登要找他拼命了。”

……

菲利浦·汉诺威爵士站起身，回头望望还隐约可见的大沽炮台，斩钉截铁地丢下一句“我们还会回来的”，说罢，转身踏上了‘威尔士亲王号’的甲板，不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