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蜡染图案是贵州民族历史文化的图式注解。在题材上多选择能代表美好事物的形象，并且都有一系列的理论作依据，如神话、史歌、传说、故事等，陈述了他们之所以选用这些题材的由来，也反映了他们的风俗和审美观念。当少数民族妇女制作蜡染时，神话传说故事的氛围早已暗示着某种心理意识，并且有着某种源自内心确定性的思维定势和价值指向。苗族蜡染图案中，有枫木、蝴蝶作为苗族始祖的传说，有姬宇鸟帮助蝴蝶孵化万物的传说，有狗为人采摘稻种的传说，有姜央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传说。正是这些神话传说丰富了苗族蜡染的内容，就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多来自于圣经题材一样，如果没有这些神话传说的滋润，贵州蜡染也将黯然失色。

在世代传承的贵州苗族蜡染图案中有很多记述苗族先民社会和历史的主题图案，如“黄河”、“长江”、“平原”、“城池”等，生动地描绘了苗族祖先的悲壮迁徙史，苗族蜡染图案因而被誉为“无字史书”。这些图案被视为本民族图解的历史展示与传承，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分离的苗族群体就是依靠这些图案来牢记他们共同的文化关联，教育后来者不忘祖先故土的。正式因此，这一代代苗家人，不仅活着的人珍视它们，去世的人也必须穿戴着有这些图案的寿服才能下葬，只有这样，死者的灵魂才能返回祖先故地。这些图案对于培养民族意识、保存民族个性起到了重要的作。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则发挥着文化符号的功用，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服饰图案是人们交往中首先指认的目标，服饰上的传统纹样往往具有特殊意义和强烈的族群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体现群体意识、标识族群文化、协同族群管理的作用。贵州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历史上灾难频繁，经过一次次战乱和迁徙，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依赖族群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精神。只有群体的力量，才是保存个体生存的条件，因此贵州的少数民族特别重视同祖、同宗、同支系的团结和行动的统一。同一风格款式的服装以及统一风格的纹样主题是身处这一民族文化内的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正如苗歌中唱到“穿衣同匹布，穿裙同样花，做活同一处，我们团结地方，我们团结村寨，我们走一条路，我们走一座桥，我们转头在一边，立足在一起。”

民族服饰图案的重要标识作用使一些民族和支系在婚姻选择、宗教信仰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只认衣冠不认人”。有的苗族支系甚至不愿与不同服饰的苗族结亲，宁愿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意外的寨子里找服饰相同的苗族通婚。正因如此，苗族妇女才能将服饰原封不动地世代相传，使蜡染等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尽管制作工艺繁杂琐碎，尽管她们并不完全明了纹样的含义和来龙去脉，但她们依然十分投入地织、染，体现了她们对族群、支系文化的认同和尊崇。

随着民族间文化的不断交流，汉族图案也以各种方式传入贵州并未贵州民族所接受和喜爱。贵州蜡染中有很多图案是来自于汉族文化中的。比如，丹寨蜡染中有蝙蝠、石榴、鸟、云、寿字纹、万字纹等文化中的传统图案。安顺蜡染民族工艺品已经基本汉化，成熟的图案中很难再找到苗族传统文化的痕迹。

1981年7月，“中国贵州民间工艺品展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展出，以苗族蜡染为主体的图案集《蜡花朵朵》被丹麦国家博物馆作珍品收藏。1982年5月，“中国传统技术展览”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安大略科学中心隆重开幕，大厅中央，蜡染制作技术最富有艺术性和独创性的一道工序--蜡画表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人们都以抢先一睹中国苗家姑娘杨金秀精湛的蜡画技艺和娴熟典雅的东方色彩为快，从中领略中华民族数千年古老文明的真谛。他们观赏、赞叹，称苗族的蜡染是真正的“东方艺术之花”，是当代世界民间工艺的最高水平。稍后，苗家姑娘王阿蓉、杨芳先后被邀到美国、香港等地表演蜡画技艺，引起轰动，被誉为“蜡艺师”、“蜡花小姐”。短十、短的数年间，贵州苗族蜡染远播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不仅供艺术家们的欣赏、评价，而且在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中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

为什么从深山中走来的苗族蜡染能一步跨出国门，引起另一个陌生的群体的关注和羡慕并成为流行时尚呢?

这是因为，传统苗族蜡染在现代社会中如同一股清新的风，令现代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温馨。它的价值与其说是来自于自身，毋宁说是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的同构与艺术潮流的推动作用。换句话说，“苗族蜡染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它并不单纯是苗族社会生产功能或自然规律的凝固形式，还渗透着一种普遍的自然因素，即既普通又特殊的个人感受。它属于人类自然禀赋中的心理遗传信息，是积淀于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苗族蜡染由民间世俗生活走向现代艺术潮流，是两种不同文化自身失落与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引起对苗族蜡染不同文化层次的思考，并共同表现为一种文化回归意识。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回归意识都不是向其原有文化圈的回归，而是向人类文化深层意识中寻找生命动力的回归；不是对自身文化的留恋与自我陶醉，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俯视；不是对这种古老文化艺术形式的猎奇与玩味，而是对艺术真谛的深层探索。

从苗族传统蜡染中汲取灵感，已经成为现代蜡染艺术家、面料设计者、服装设计师们关注的课题。相对传统蜡染，现代的蜡染艺术家更注重表现时代特性，从文化的积累和向更高文明的演化着眼，并主要表现现代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观念上的新突破，将传统蜡染的神韵与现代时尚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

了解考察蜡染的起源是理解蜡染本质的必要环节。任何技艺的起源和人类的劳动都是同步的，它包括人类发现的自然中的各种效应和人类的操作经验，蜡染技艺的起源也是如此。

埃及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同时吸取东西方的各种文化，成为最早步入文明的古国之一。蓝靛在公元前2400年的古埃及及第五王朝就已经作为防腐抗菌剂使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学者普利尼斯在《自然史》中，描写了埃及人浸染织物时用蜂蜡访燃，并称这种方法为“古怪的”，这说明早在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埃及，蜡染技艺就已经广为流行了。.C.迈尔斯主编的《纺织品印花》中认为，埃及蜡防花布早在公元前1500年已闻名遐迩。因此，埃及应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之一。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棉纤维的国家，而且印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有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棉纺织品的记录，因此棉织品的印染术也可能发源于印度。虽然印度气候潮湿，很难发现古老的织物残片，但从其他地区出土的蜡染棉织物可以判断，印度曾拥有高度发达的蜡染文化。赵丰教授在《丝绸艺术史》一书中考证了新疆民丰地区尼雅出土的绘有**女神像的蜡染棉织品，根据神像头后背光具有印度文化的因素，认为蜡染工艺在东汉时已传入中国西部边陲，印度应是蜡染的起源地之一。

我国无疑也是蜡染发源地之一，从大量史料记载和古代绘画中可寻觅一些线索。发掘出土的精美的蜡染实物更是提供了有力证据，且把我国蜡染起源时间大大推前。陈维稷教授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认为，蜡染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可追溯至秦汉之际，当时已利用蜂蜡和白蜡作为防染材料制作出白色图案的印花布，早于印度和埃及好几百年。美国人杜马斯法兰西斯卡特在其所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一书中说：“现存中国的早期蜡染实物，比埃及、日本、秘鲁、瓜哇所发现的实物要早得多，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蜡染实物足以证明。”

马来群岛蜡染产业的优势使其他也被认为是蜡染起源地之一，美国人费雷斯特所着《蜡染》一书中也提到蜡染发源地在瓜哇，至公元1515年以后，到那里旅行的人才把蜡染技术传到世界各地。

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限制的；蜡染技术高超且工艺保存完整，另一方面原因是有出土文物或者文献资料可供佐证，至于在已经消失了的文明中是否有蜡染技术就不得而知了。

从最质朴的蓝出发，“蜡染”诗意与灵性的惊艳之美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蜡染”何谓其然也？

蜡染，古称“蜡缬”，是以蜡为防染材料进行防染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

一块方巾，一尺蓝布；一笔一划，一点一捺。或似汤汤瀑布泉，又似白烟花簇雪。

一只蝴蝶，一朵小花，素雅淡然，宁静久远……随心的勾勒，多变的颜色，清新脱俗，潇洒惬意。

当白布平躺在木板上，蜂蜡跳进陶瓷碗里，木炭灰和蜡的相遇就开始了。

蜡刀巧妙行走江河，由浓转谈，不知不觉间布上的世界浑然天成。

把画好的蜡片放在蓝靛染缸里洗个澡，再蒸个“桑拿”，或深或浅的龙纹，蝴蝶纹，铜鼓纹……便出现了。

最后经过去蜡，一幅巧夺天工的水墨山水画便完成了。在这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自然龟裂，使布面呈现出特殊的“冰纹”，更加具有魅力。

蜡染的魅力在于传统手艺作为一种抒情达意的工具，可以在现代人的奇思妙想中有更多元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