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替，社会变迁，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与之衍生变化不断。亘古至今，这种相辅相成并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贯穿始终，如影随形。这便是世间传说的“天理”与“人情”的道德联系吧。
远在氏族社会逐步走向集权化的上古中国，当迁徙山东定陶与河北唐县之间的“陶唐氏”尧帝主政时代，天下道德清明，民众休养生息，所以路边野老，始有传唱“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而田间稚童，相互讴歌“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康衢谣》。进入了有虞氏舜帝掌控的年代，集权隆盛，国富民闲，于是海洲之上，四处飘荡着“解吾民之愠兮，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而在宫殿之中，此起彼伏的《卿云歌》，这边有一人吟咏“卿云烂兮”，那边群臣随之便有“日月光华，宏于一人。”的欢呼。像这一时期的歌谣风采，为何能够如此纯真质朴而又美丽动人呢？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心肝肺腑的真情实感，所以才会有“质”与“文”的相得益彰啊。
夏禹裂山分水，功高盖世，当家国天下之后，人间正名列位的基本秩序井然，因此宫廷内外，盛赞“九功之德”的《九歌》（亡轶）悠扬远方。商朝代夏之初，成汤典当自身为天下祈福，其圣明虔敬，令人神肃穆，于是商人“猗与那与”的盛大祭祀，一直延绵不绝。步入姬周朝代，颂扬周初文德武功的《诗经·周南》诸篇，被专家学者评价是反映了当时民声的“勤而不怨”，而体现周原邠地民俗风情的《诗经·豳风》，后世名人则视为“乐而不淫”。西周厉王至幽王期间，政令昏庸，社会动荡，《诗经·大雅》中《板》《荡》有“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已然不避尊卑，大胆怒言直陈。待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权势日渐衰微，则有《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哀怜惆怅。据上可知，这一时期诗词歌谣中情愫气质，无不昭示着家、国、天下、个人之命运，俨然与帝王品德和权势争斗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文艺已经变成了“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的潮流和风标而已。
姬周进入春秋之后，王侯争霸，群英称雄，“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之“六经”旁落凌乱，诸子百家开始狂飙齐鸣，唯恐不能惊世骇俗。时值战火炙热之际，韩、魏因尊崇武力，得以逞强四方；燕、赵赖迷信权术，赢得一时盛名。所以，前有商鞅遗书《弱民》《靳令》，将民俗喜好和文化修养，视为侵扰国力富强的“六虱”，而后有韩非著述《五蠧》，把思想和职业的自由追求，当作阻碍黩武称霸的蛀虫。秦国之内，严令禁止“五蠧”“六虱”的存生，随后国势强悍无比，终至于所向披靡。当此之际，唯有齐、楚两国，反而闪烁并迸发出来文学艺术的灵性光辉。齐国在通衢大道上筑造公馆，旨在招徕四方能人博士；楚国扩建了兰台宫，只为款待各路文雅贤达。于是，邾国孟子位列齐国上宾，赵国荀子置身兰陵县令。所以，齐国“稷下”流传下来清谈博学的风光，而楚地“兰陵”滋生出来倾慕虚荣的俗气。齐国大地，前有邹衍喜好阴阳五行谈天，故有“谈天衍”誉满华夏，后有邹奭擅长咬文嚼字，则见“雕龙奭”驰名天下。楚国朝野，前有屈原辞藻光华与日月争辉，后有宋玉语句灵动如风云变幻。综括这一区间的奇谈怪说和艳词丽句，研究其美刺文采，显然涵盖并超越了《诗经》的雅颂；剖析其理义怪诞，完全呼应且符合纵横捭阖的时俗。
刘汉立朝之初，距离赢秦焚书愚智不远。汉高祖刘邦，尊重武功，轻视儒生博学，务求学问的简化和实用。所以，宫廷内外，虽然礼仪律法建构雏形，但在朝野上下，所谓经书典籍，还没有眉目清晰。然而，这一时期被人称颂的刘邦《大风歌》《鸿鹄歌》，可视为天合之作吧。自汉惠帝到“文景之治”区间，虽然经书纬术开始勃勃生机，而文人雅士，并没有得到重用。譬如博学多识的贾谊被贬离京一再郁闷，而耿介如邹阳和枚乘，虽有文章名誉当代，却都壮志难舒；由此，当时文人境遇，可见一斑。汉武帝立朝，推崇儒家风范，宫廷内外，讲究礼仪黼黻，文人量才显能，趋之若鹜。汉武帝刘彻，柏梁台上，欢宴群臣，吟诗唱赋；黄河岸边，体恤民生，即兴《瓠子歌》；朝堂阶前，名士枚乘靠文采，荣享天子专车觐见，而贫寒主父偃凭上书，了却鼎食生死心愿；宫廷内外，公孙弘依赖《举贤良对策》高升，倪宽凭借草拟奏文脱颖；草莽中间，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成了中郎将领。再者，像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虽然在对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应接不暇。他们接二连三名声鹊起，共同营造了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文艺风范，并竖立起来一座令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随后昭帝、宣帝两代，传承了武帝恢弘的事业，并在“石渠阁”聚集经学名家和辞赋高手一起论道辩经，而此时的经学家已经开始批评辞赋家过度雕饰玄虚的弊病，所以像擅长辞赋如王褒等人，只是享受俸禄而没有事务，唯有养尊处优而已。汉元帝和成帝两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经，各路人才虽然良莠不齐，但都能跻身仕途；期间，给事黄门郎杨雄构思创作了千首歌赋，而光禄大夫刘向校刊了“六艺”，他们都创造了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的业绩啊。自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一直延续到成帝、哀帝期间，刚好经过了一百年左右，这一时期作家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变化多端。但是，综括他们的共同特征，依然影影绰绰着《楚辞》的风姿，所以整个西汉时期，屈原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跨过哀帝、平帝之后西汉衰败阶段不谈，单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只是迷信谶纬之学中的图符变数，并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艺的中兴繁荣。尽管事实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狱中杜笃由于创作《吴汉诔》赐帛免刑，文书班彪因为草拟奏章特诏升为县令。由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公开招贤纳士，但是对于文人雅士还是有所赏识和特别垂青吧。随后明帝、章帝两朝，皇帝积极尊崇儒学，他们一方面在辟雍学堂里传习古典礼仪，另一方面在白虎观研究经纬数术，所以班固能够专心撰述《汉书》，贾逵可以用力创作《神雀颂》，甚至宗室中东平王刘苍也热衷书写歌赋扬名，而沛王刘辅的著作《五经论》得到广泛流传。在如此天子作则和藩王呼应的垂范之下，跻身文坛的文人雅士愈加踌躇满志而容光焕发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顺帝、桓帝，虽然跨越半个世纪，但不足百年期间，却集中涌现出来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精通经书典籍的鸿儒博士，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若将进入东汉以来的整个学术风气与西汉时代相比，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儒家学派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在宫廷讲座中刻意宣扬的结果，另外就是社会实践中像选官制度的崇儒影响。到了汉灵帝时代，喜好文学的灵帝刘宏，自己写出了《皇羲篇》等书，并诏令天下文士聚集“鸿都门”竞技才学，但负责此事的乐松（汉灵帝宠臣历任鸿都文学、侍中、奉车都尉）等人，选拔的却都是适合他们口味的浅薄之人，所以当时太尉杨赐（东汉名臣其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均官至太尉）称这些人如同唐尧时坏人“驩兜”一样，而蔡邕则将他们比作皇帝身边的弄臣。因此，当时这些所谓“人才”的作品，从根本上就没有艺术价值。
东汉进入汉献帝时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文学风气也随之起伏不定。直到献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势趋于相对平衡和暂时安定。当此之际，位居汉丞相的魏王曹操，本身酷爱唱诗歌赋；曹操一个儿子，即随后的魏文帝曹丕，敏于思辨而文采飞扬；曹操另一个儿子陈思王曹植，更是才华横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满目。他们父子三人，纵横创业之中，不仅英俊豪气，而且艺术才华更是光彩夺目，所以在他们父子身边招徕了一大批当时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来自汉南荆州，陈琳降自河北袁绍，徐干于青州入仕，刘桢自东平随行；还有应玚擅长发挥丰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欢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钦、邯鄣淳、杨修等人，时常环绕左右，大家欢聚一堂，或侍宴赋诗，或流觞饮酒，相互沉吟当做欢歌，彼此挥毫助兴谈笑。综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风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应属于最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处内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虑深情长，他们于挥毫之间，难免壮志喷发而气吞山河。待到魏明帝继位，曹睿兼备魏武、文帝遗风，尤其擅长乐府曲调，曾经于“崇文观”召集文人竞技，于是何晏、刘劭等人，相继展露才华。在曹魏随后继位的几任年幼皇帝中，唯有高贵乡公曹髦英俊典雅，作品不仅质文离奇瑰丽，而且眼界论说不同凡响。然而，所谓谈玄务虚、轻生寡欲的“正始文学”便诞生于此际，像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活跃于文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