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六义”的“风、雅、颂、赋、比、兴”之中，为什么“风”被排在第一位呢？因为“六义”作为中国“诗词歌赋”一种艺术风格，在人类文化交流中，“风”既是人格性情相互感化的动力源头，又是志气德行彼此影响的信息符号。那么，这儿的“风”究竟是指什么呢？人们在喜怒哀乐之时，凡能够引起倾诉情感胸怀的性格气质，这就是风，所以也称作风格；同样，本文中所谓的“骨”，是指人们于沉思吟咏之际，凡能够鼓起奋笔疾书的胆气力量，这就是骨，因而又称为骨气。

在文学艺术中，“骨”对于言辞文章的创作，如同树木生长中必须要有树干轴心的支撑一样。而“风”在这中间，恰似万物之所以能够相互区别开来，所必须具备的个性品质和情调气质。因此之上，凡言辞文句，抑或文章篇籍，如果谈吐端庄直陈，那么这一作品的“骨气”也就具备了；同样，如果志气坦荡爽朗，那么这一作者的“风格”就是风清气正。所以说，即便一些辞藻丰富而义理饱满的文章，如果失去了风骨，无论多么“高大上”作品，都不可能具备鲜活的生命力，进而既不能展翅翱翔，更不会鹏程万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凡构思文句和裁剪篇章，首先要做的就是充盈和坚守自我的个性风格，同时还要找准并执着无论因何而形成的刚健真实的文化骨气。唯有这样两者一起齐头并进，才可能不断创新进步，并光彩照人。在文学创作之中，文化骨气和个性风格，亦如同雄鹰的翅膀，失去了风和骨，又怎能搏击长空？凡擅长锤炼“骨气”的作者，其剖析义理必定细致入微，进而精益求精；同样，深谙“风格”重要的作者，其抒发情怀必定爽朗坦荡，并且不折不扣。所谓“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大意：锤炼字句达到无法再推敲，凝聚的声音没有呆滞感觉。）说的就是风骨的艺术魅力。在文学作品之中，如果义理贫瘠而文辞丰腴，必定走向繁辞赘句而条理失序，这其实就是没有风骨的征兆；如果思虑不周而驳议牵强，必定会是闪烁其词而色厉内荏，这完全可以作为失去风骨的信号。

譬如东汉末年潘勖拟诏册封曹操的《策魏公九锡文》，援古证今仿佛情景再现，有条不紊恰似如数家珍，多少文坛英才不敢望其项背，堪称行文骨气挺拔的奇葩；再看司马相如呈奏汉武帝的《大人赋》，浮想联翩而上下翻飞，思维奔逸且云山雾罩，辞藻之富丽堂皇，不仅是琳琅满目，而且蔚为大观，更像是罗列堆砌的词语展览，其作品应属于个人风格遒劲的典范吧。

毋庸置疑，通过上述文章要点的讲解，再借鉴两篇优秀范文的突出特征，不仅可以准确把握风骨的本质所在，而且可以放手书写唯我的文章篇籍了。但是，必须要谨记并需要防范的是：不要违背上述风和骨的基本原则，尤其不能失去风骨本色，反而沉溺于繁文缛节和华而不实的浮夸空虚。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大意：风格气质是文章的主宰、首脑和关键所在，其有清与浊的个体差异，这不是急切强求就可以得到的。）同样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评价孔融是“体气高妙”，而论徐幹为“时有齐气”，并谈到刘桢则说“有逸气”。另外，刘祯也曾经评价孔融：“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大意：孔融外表上，楚楚动人，气度非凡，所以笔墨文章，也超乎寻常，一般人赶不上他。）由此可见，他们都十分看重作者本人的风格气度于文学创作上的决定性作用。究其根本，因为自然界之中，锦鸡色彩斑斓，但腾飞不过百步，而苍鹰毛色单调，却能叱咤风云。这都是他们个体属性及其独特品质所决定的啊。所以，文章有无表现力的根本就在于此。

自古以来，锻造文籍模范，跻身经史子集，所谓成功之路，一个方面就在于要洞察情志风骨与时代文风的适时转变，另一方面还要通晓文章体例之所以曲折往复的内在规律。由此之后，才有可能标新立异，并赢得创新性发展。为何要通晓不同文体交替变化的内在规律呢？其根本目的旨在随时防范一切臆造性创新的无节制发展，尤其是杜绝陷入过犹不及的劳而无功泥潭。至于洞察时代风云变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的为了提醒和警觉任何个性都需要遵循张弛有度的道德伦理，避免不必要的艺术殉葬和文化迫害。如果骨气与文采还没有达到圆润恒通，如果风格与辞藻尚没有实现历练游刃，反而就投身于打破陈规或践踏禁忌的实践活动，那么这样便臆造出来作品，即便奇异的惊世骇俗，其危亡失败的结局，也必定难免。因为亘古至今，何曾见过弊多利少、繁辞空洞、纰漏百出的作品纳入经书典籍行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