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说中，像盘古开天地和神农尝百草的古典故事，若追问发生的具体年代，不只是遥不可及，而是已经虚无缥缈了。因此，当我们今天听到类似这样一些古代传说时，经常会忍俊不住想问一句：“书上有记载吗？”其实，据说在轩辕皇帝时代，便有一个史官名叫仓颉，他的职责就是习文记事。这确实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
《礼记•曲礼上》中说“史载笔”。那么“史”为何呢？《白虎通》解释，史者“使”也。这就是说，“史”等同指使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载笔”的“史”，就是指定专人，执笔站在帝王左右，及时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和行动。《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正因为如此，才分别有了记录言语的经书《尚书》和记录行为事件的《春秋》啊。如果例举此类专门记录言行的经典，在尧舜时代，像《尚书》中《尧典》《皋陶谟》；在夏商时期，则有《尚书》中的《甘誓》《汤诰》。然而，进入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姬周朝代，因为周武王延续周文王倡导“创新”的弘大志向，所以从一开始周公姬旦便制定了新的规则：一方面追溯并区分开夏、商、周的不同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四时季节，以此为时间起始，详实推算和记录了言行事件曾经发生的具体年代。与此同时，各诸侯邦国内部，也自设史官，并记录言行，旨在扬善抑恶，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东周第1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开始，姬周朝廷威望逐渐衰退，而诸侯权势日渐增强。举国上下，不仅礼仪逐渐松散，而且法令制度日渐失序，随之社会人格及其道德伦理，愈发乖张离奇。因此在春秋末期，才有周游列国归来的孔老夫子，一边叹息王道失落，一边痛心礼崩乐坏，一边悲悯斯文坠地，并时常于静卧之中，哀伤凤凰不至；于偶或临街之时，愤懑麒麟不识。于是乎，请教乐师极力整饬《雅》《颂》的音乐，依傍鲁国的历史校对姬周《春秋》。究其目的，是想通过例举事实经过的得失成败，得以思辨功过是非的关键所在；谋求通过引证生死存亡的前因后果，达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所以在《春秋》之中，一字褒奖胜过加官进爵，片言贬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谓微言大义而乱臣贼子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尽管睿智深邃并寓意深刻，但文辞过于委婉简短。与孔夫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深谙微言大义的精要，加之熟悉《春秋》内容事件及其因由始终，所以才能够依傍《春秋》，进一步创作了解释经文的“传”这样一种新颖文体。
何为传呢？《广雅》说：传者转也。传包含有转达的意思，是指将经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转化成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语言，借以帮助后人对经书的学习和理解。所以说，《左传》如同圣人经书的翅膀，更是史传文体中的桂冠。
进入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因为史官这一职位依然保留着，所以当秦国合并另外七个国家时，每个国家都还有自己的简牍史册。又因为这一时期的简册，主要记录当时纵横捭阖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所以没有按照年代时令的顺次严格记录。这就是国别体《战国策》的由来。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战争，铲除了赢秦和项羽后，终于建立大汉帝国。汉初，陆贾（约前240-前170年汉初楚国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稽查这段历史，独立完成了《楚汉春秋》。随后，司马谈（公元前约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之父）则是家传的于宫廷内书写史册，而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致力于甄别历代帝王将相的业绩功勋。如果单论《史记》的文本体例，像其中记述的历史人物，若与《尚书•尧典》比较，决不能说个个都是圣贤大德；再说其中的义理文辞，若与孔子《春秋》相较，也不可能篇篇堪称精妙绝伦。显而易见，司马迁是效仿《吕氏春秋》中“纪”的方法方式，将记录帝王的篇籍，统一命名为“本纪”；这样既能提纲挈领，又适合拓展规模。因此在《史记》中，便以“本纪”记述帝王，用“世家”专门书写诸侯，而“列传”描绘投身政权斗争的精英豪骏，其他如“八书”讲解政策制度，而“十表”则罗列年谱官爵。这一切虽然与以往史书显著不同，却把事件时序处理的有条不紊。综合评价《史记》，不难看出有具有记录实事求是，而不隐瞒避讳的优点；并有知识渊博雅正，而且具备了宏论善辩的才能；另外，虽有猎奇探幽的擅长，却又有离经叛道的缺憾；虽然文体层次自有条例，但存在错落失序的不足。对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记论”中有过详细的评价论述。
东汉时期，班固编写的《汉书》，既是继承家业，又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经验，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俨然助其成功已经达到了一半。纵观《汉书》体例，“十志”内容涉及广泛，特别是“序”“赞”气势恢宏。在整体上，文质彬彬，而且儒雅中正，颇具古典经书信史的遗风。至于世间评价《汉书》，既是尊孔崇经的雅正典范，亦有目录条例的拓展创新，但疑其有“遗亲攘美”的不实罪过，以及“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类似这样一些评说观点及其因由问题，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在他的《昌言》（此书亡轶）里，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证说明。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亦不难看出：《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在个别地方上添枝加叶；然而，其弊端在于文字简约不详，尤其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不作详解，令人无从知晓，尤其一时难明。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的详略得当，不但一览无遗，并且方便阅读理解，进而成为了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随之吕后摄政。针对这段历史，《史记》中的《吕后本纪》和《汉书》里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间，从没有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像吕后这样一种特殊境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内，给予表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过这样的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大意：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另外，《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在葵丘齐桓公与诸侯会盟时，就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还有当初在秦国，也曾有过秦昭王因为年幼，以至于宣太后主政的故事。毋庸置疑，西汉吕后政治性专权，事实确凿；对此，无论说成是临时替代还是阶段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说树碑立传了。到了西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或许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也写入史书的本纪之中。这简直就是更加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啊。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之中，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
记载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而不伦不类；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且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准确恰当。他俩的作品应是记录东汉历史的顶级杰作了。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并不是过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