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纪律”“理想”，韦泽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三四天就能搞定，结果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光复党全国代表里面仍然有人没有闹明白。这些没闹明白的基本都是对“处罚”的认知不清楚，或者说这些人把权力与处罚混为一谈。

权力就是我说了算。被处罚等于是被抓住。这个到了21世纪也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韦泽发现在19世纪也是大问题。而且不少人如果坚持朴素的“我是在给都督卖命”的理念，好多东西他们也干的不错。但是这帮人明显缺乏现代国家意识，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权力与义务，更无法理解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的理念。

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韦泽也只能承认现有的国家理念并没有被大家完全理解。那接下来能做的只剩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能够胜任的同志派出去工作，不能胜任的留在党校干校里头培训。

这场整个解放区之内的人员调动从1864年初开始，一直折腾到1864年7月才结束。各个省的党委书记拉了一次大调动，凡是理念不清，职责不明的，统统调到中央党校习。

而各省、府、县的党委书记们到了地方上之后，都要开战大规模的习工作。韦泽下令，如果有人不能接受遵纪守法的理念，那就可以从光复党内清退。如果本人认为不能接受组织纪律的管束，可以提前退休。

从各地的汇报来看，见到光复党中央要来真格的，清党、劝退，整个风气倒是焕然一新了。现在距离天下统一还早的很，如果现在退出光复党，不仅个人前程全没了，那些还有可能增加的退休金同样泡汤。到了牵扯自身利益的时候，大家的选择倒是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坚持下去”。

当然，这也不是想坚持就能坚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开，各地出现的党员干部腐化堕落问题被揭发出很多，不少干部幡然落马。而光复党的这帮党员们看到自己战友们倒霉，就拿了旧时代的地主、士绅、读书人撒气。在光复党以及政府内部，对这些人出现了一次大清退。出身不好的成员全面被波及，至少在韦泽看来，新政府与旧时代之间的确有彻底决裂的迹象。

当然，党内早期干部里面也不乏“出身不好”的人员，这帮人对此是多有批评反对的。不过韦泽对此倒是没有太大的不爽。这不是新中国时期面对外部巨大的压力，所有能干的人都要想方设法的拉拢到旗下。现在旧时代的人员里面有留生么？没有！旧时代的人员里面有新思想么？没有！旧时代的人员愿意与光复军一起解放全中国么？没有！既然他们没有主动与旧时代一刀两断，韦泽也实在是看不出非得把这帮人拉进新时代的必要。

所谓不平则鸣，整个1864年，无论是两湖与淮南等地的地主，或者是一部分因为遭到光复党排斥，所以愤而“投奔朝廷”的文人，他们给满清带去了“韦狗倒行逆施，百姓流离颠沛，期盼王师恢复国土”的消息。

理应高兴的满清朝廷却没有任何因此而高兴的迹象。

拜曾国藩所赐，前往北方“投奔朝廷”的人中间没有江西人。太平军与曾国藩在江西的拉锯战中，曾国藩的湘军动辄抢掠，肆意“驱使百姓为前导”实施攻城。江西人口本来就不多，被湘军屠戮了几百万人之后，土改没遇到什么问题。江西老表们觉得宁肯接受土改，都不会去投奔曾国藩归属的满清朝廷。

当然，满清朝廷的不高兴并不是因为江西对朝廷离心离德。更不是光复军此时有北上的消息。光复军此时根本没有北上的计划。除了内部的整顿之外，光复军的主要力量都在南下。

1863年与法国人达成了协议之后，光复军在东南亚没有了名面上的敌人。不担心战争的光复军派遣了一支舰队南下罗婆罗洲。这支舰队全部人员高达四千余人。这支军队乘坐着吨位超过5000吨的蒸汽风帆动力船只在婆罗洲登陆之后，整个兰芳共和国的人都震动了。

荷兰人一直对占据了整个婆罗洲的兰芳共和国虎视眈眈，为了自保，兰芳共和国曾经表示要投效满清政府。第一次与第三次大烟战争打完之后，满清彻底给洋人跪了，法国人也猛烈入侵越南。荷兰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