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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川蜀、荆湖、陕西、河东和关洛的巨商富贾云集长安骊山，和朝廷共议财经制度改革。、、

这些巨商富贾包括大地主、大商贾、大交子经营户和矿冶、织造、运输等各行各业的行会魁首，人数超过了六十人。

朝廷方面则由宰相李纲、副相黄涉、参知政事和相关府署长官参加共议。

在这之前，朝廷在李虎和虎烈人的强势逼迫下，以李纲、李复、赵明诚、张孝纯、马扩等为首的一批持保守变革态度的官员不得不让步，接受了由李虎、黄涉、范直昌、燕青等人拟定的全新变革策略。

这是巨商富贾们第一次参予国家决策，第一次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李虎给的，所以他们在感激李虎的同时，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使出浑身解数，与朝廷争夺利益。

议事范围非常广泛，从国策.到学术理论，从经济到文化，从当前形势到统一大业，无不包

括。代表官民两个阶层利益的一百多人讨论了大宋财政危机的缘由，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变法的经验教训，新旧两党互相厮杀造成的危害等等，而重点则是在新国策基础上推行实施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到了七月中，议事双方的分歧虽.然在妥协中不断缩小，但形成了两大派系，这两大派系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这是李虎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而这件事影响到了国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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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急于统一，立志把本朝疆土恢复到汉唐鼎盛.时期，甚至要求开拓更大的国土，为此他们希望朝廷能够利用变革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把中土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统统消灭，或者赶离中国，从而排除入侵或受袭扰的危险。

这种积极的扩张策略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有效利.用国家资源，迅速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为此，他们要求朝廷设法控制和协

调经济发展，采取诸如管理铸钱、国家监督盐铁茶专卖、发展商贸等等一系列措施。在律法上，他们倾向于严刑峻法，要求修改大宋刑律。大宋刑律宽松，尤其对官吏惩罚较轻，只要不是造反都不会叛死刑，坐牢都还能继续享受国家俸禄。这一点，也是大宋腐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派根据战略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构设其国家目标，着眼于现在或将来，思想非常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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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则极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认为朝廷的责任就是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以仁义治天下，宣扬儒家学说，设法恢复传统礼学价值，以图清除中国之积弊。

在经济上，他们推崇“放任自由、不兼并抑”的经济模式，虽然也要求国家干预，但仅仅是限制私人的自由和首创精神，目的是为了抑制国家和富豪对穷人的压迫。

这一派在对外策略上趋于保守，他们设法限制单

纯地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或提高中土威望而进行的战争，控制国家资源在这一方面的过度耗费。

在商贸上，他们也非常保守，他们建议收缩，而不是扩大和遥远国家的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海运贸易的历史来看，这种贸易往来对中国不利，输出丝茶等生活必须品而输入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不利于中土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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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的观点不能笼统地用激进和保守来区分。另外，持有这两种观点的官员混杂于北方虎烈人和南方大宋人中间，也不能用虎烈人和大宋人来区分。因为持中外一统大战略一派后来聚集在骊山行宫的东溪议事，所以他们自称骊山东溪派，而另一派聚集在骊山西观，遂自称骊山西观派。

在学术思想上，他们的理论观点差不多，在国家基本策略上，他们的观点大概也一致，两派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而这种发展战略的矛盾直接导致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具体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