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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溪，书堂为溪书堂。后世称他溪先生，称其学派为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在学术思想上，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更是直接对峙。”

“邵雍创立象数学。邵雍的思想结合了佛、易、儒三家，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象数学。象数学侧重于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不居主流地位。邵雍在政治上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有着相同的见解，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

“张载创关学。张载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对新法的态度不同于政治上连结旧党的二程，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保留立场。张载一方面主张改革，另一方面则主张循序渐变，不同意新法的‘顿革’。王安石变法之初，曾希望得到张载的支持，但张载在肯定其变法方向的同时，反对其变法的方法，于是二人相处默然，语多不合。”

洛学、关学在大宋归属道学，在这之外，尚有两大学派，那就是王安石的新学，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蜀学。

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故称其学派为“蜀学”。

提到新学，自然就要提到变法，提到变法就要提到党争。赵明诚一说到党争，心里就极度难受。几十年的党争，两派互相厮杀，最后搞出来一个元佑党人案，总算暂时停止了两派的纷争。

“在大宋，元丰党人又叫新党，新党是变革派，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学，而新学在元丰党人主持变革之际，更是成为官学，并延续至今。”

“元佑党人是守旧派，又叫旧党，而旧党在党争中逐渐分成了三派，就是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元学术其实就是指这三种学术。司马光是陕州人，；故其学说叫朔学，朔学以史学为重点，洛学以道学为重点，而蜀学兼采佛老，偏重于。在这三种学术中，尤以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

赵明诚不厌其烦，把大宋儒家学派逐一说明。

李虎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他从赵明诚的话里得出一个结论，新党用新学做为锐意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旧党用洛学、朔学、蜀学做为因循守旧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国策，不管是变法还是不变法，都需要用一种学术思想做后盾。

未来的根基在西北，西北的士人主要是洛学、关学子，而这三种学术理论除了正统关学支持温和变法外，洛学和朔学都是反对变法，如此说来，如果自己要推行变法，那么可供选择的学术理论只有新学和关学。

“叔父，你认为，未来大宋变革的学术理论应该是何种学派？”李虎等到赵明诚把各家学派的理论大致说完之后，马上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