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哪里，袁大人是天策院值讲大学士，”刘文谷拱手谦道，“失敬的应当是下官才是。”

袁兴宗担任洛阳令以来，和原先宋国的官员多有交往，深知宋国官员极为重视“正途”出身。而自从洛阳归夏之后，负笈求学于长安、敦煌学士府的关东士子如过江之鲫，也是关东人重视“正途”的一种体现。所以袁兴宗也入乡随俗，只要对方是进士或太学出身的，都先“失敬”一下，时不时将长安学士府的身份亮出来，赢得关东官员的接纳后，做起事来就要方便许多。

“短短时日，做下这么多事情，赵将军想必宵衣旰食，殚精竭虑了。”袁兴宗感慨道，“贵我两国虽有些纠葛，但并非敌对，既然大宋已经收复汴梁，丞相府贸易曹从未有过禁止与大宋贸易的府令，如今开关贸易乃当然之事。而关东人寄送钱粮接济家眷，乃是人伦天性，合情合理，本官也不会横加阻止。”他顿了一顿，问旁边道，“吴将军以为如何？”

“正是如此。”吴阶板着脸道，“这两项都是当然之事，其实不必特意遣使请求。”

他带了一万骑进驻洛阳，接管宋国西京行营的人马，忙着将原先的禁军汰弱留强。强壮的禁军待遇提升，自是兴高采烈，被裁减的冗兵却不好安置。洛阳营头的数目关系校尉的人数，护国府十分谨慎，到现在也定不下来，宋军大营中也是人心惶惶。这十几天来，吴阶忙得头都大了，哪有心思去管这两个不痛不痒的请求。

“刘某代我家赵大人，”刘文谷站起身来，再度一揖倒地，“多谢两位高义。”

长安城外商会自治地方，从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喧闹非常。西面和东面的两场大的战事，似乎不但没有影响到长安的市面，反而有一种战时特有的繁华景象。从关东到长安避难富商豪客往往一掷千金，各种营殖产业，铺面、磨坊、矿藏、工坊的市价都抬高了很多，因为战争的需要，铁矿和铁厂更比从前贵了一倍有余。

长生楼的雅阁中，淳于越端起酒杯，堆笑道：“今日借李国公的酒，敬国公和三位行首。”

周龙溪、程长庚和朱时朋一起将酒杯举起来，笑道：“淳于行首客气了。”淳于越乃是锡铁木器行的行首，他经营的淳于铁行，无论铁器还是军器，都十分兴旺，几乎货一出炉便被买走，他身为冶铁大师，每年又从军械司收取近乎天价的学徒钱。连根深蒂固的其他行会行首，对他也十分眼红。

“长安八大行，四行行首汇聚在此，”长安护民官，韩国公李蝉道，“好一场盛会，这是淳于行首的面子啊。”他举起酒杯，丝毫没有开国公的架子，笑道，“来，我也敬诸位行首一杯。”河中动员了六十万大军，大将军府虽没有调关中的兵马参战，但为了供应河中，丞相府不得不以金银在卢眉、罗斯、西域等地大量购买粮食，国库藏必须再度发行债券，方能凑足这些金银，因此，淳于越一说五行行首聚会订约，请李蟾作个见证，李蟾立刻就答应了。

“国公爷过谦了，”周龙溪先堆笑道，“若论产业，咱们哪一行都比不福海行。纵然有心，也不得其门而入啊。”众行首都笑了起来，福海行这庞然大物，乃是百年的字号，生意遍及天下，西至芦眉，东到到宋国，到处都有分号，别的不说，单单发行、兑取金银券票一样生意，就足以日进斗金。原先福海行的总号设在金陵，辽国南侵之前便迁到了长安，而韩国公正是握着是福海行大笔股份的世家豪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