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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赵泉泉吃撑了没事干, 一边在床上蹬腿, 一边挨个找人聊天。

“吕艺，你爸妈是干啥的？”

“银行里上班的。”

“父母都是吗？”

“都是。”

“是高管吗？还是负责贷款这一块儿的？听说搞贷款的都有很多油水可捞。”

吕艺笑了笑, 没说话。

蹬腿的人翻了个身，换了条腿，也换了个聊天对象。

“苏洋, 你爸妈是干嘛的？”

苏洋的回答也一如既往符合人设，“你管那么多干嘛？调查户口？”

赵泉泉撇嘴，“人家关心关心你嘛。”

“开公司的, 行了吧, 长官？”

“什么公司？”

“正经公司。”

“我是问你他们公司卖什么东西的？”

“狗皮膏药。”

吕艺和路知意都笑出了声。

赵泉泉嘀咕几句, 又把话题转向路知意。

“知意，那你爸妈是干什么的呀？”话音刚落，她又立马记起来了，“哦, 对，上次你说过了, 你爸爸是村支书，你妈妈在卫生站工作。”

路知意不笑了，嗯了一声。

赵泉泉说：“怎么没看你爸妈平时打电话给你啊？”

“他们……工作忙。”

“工作忙也不能够一个电话都不打吧？”

“打过, 每周一两通。”路知意含糊道, “只是你没听到, 我都去走廊上接的。”

像是为了证明什么, 她说：“今晚吃日料的时候，我就出门接了个电话，我爸打来的。”

赵泉泉蹬腿蹬累了，喘着气问：“那还挺快的，一周打一次电话，一次就几分钟。”

路知意没吭声。

赵泉泉又问：“村支书到底干嘛的？和村长一个性质吗？平常都做些啥？”

一个又一个问题砸来，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竟也忘记其实她是可以拒绝回答的。她没那个本事，做不到谎言说得和真的一样。

可她能怎么办？

她躺在床上，只觉得手心都出汗了。

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谎的。

第一次赵泉泉问起她为什么独自来学校时，如果她不说父母忙就好了。如果没有那句话，就用不着说出父亲是村支书、母亲在卫生站这种鬼话来。

最终还是苏洋帮忙解围。

“你管人家村支书是干嘛的！跟你又没啥关系，怎么，你打算毕业去当村官啊？”

“喂喂，苏洋，你干嘛老对我那么凶？我关心室友也不行吗？”

“你那是关心还是多管闲事？”

“你——”

最终，赵泉泉忙着和苏洋拌嘴，再也没往下追问。

路知意松口气。

十一点，寝室终于熄灯。

窗帘没合上，从树梢上跃进来一缕白茫茫的月光，落在地上，落在床上，落在黑暗里不愿合上的眼睛里。

高一那年，语文老师布置作业，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

路知意问路雨：“我该怎么办？”

路雨说：“没人规定作文得完全真实，创作这种事情嘛，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就行。”

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

她语文一向不错，写作功底强，于是周一的班会课，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文。

她站在台上，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文本，念道：“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

台下立马有了反应。

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不对！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

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

“他现在是劳改犯！”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劳改犯这个词语，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

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

可对于路知意来说，它一点也不好笑。

劳改犯三个字，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在服刑，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

后来呢？

后来，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路知意把作文纸撕了。

班主任欲说点什么，收拾这烂摊子，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

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嘴上轻描淡写，“我爸爸是个劳改犯，在坐牢，过失杀人罪。死的是我妈。”

“……”

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

“他以前是村支书，老好人一个，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修路他参与，报酬都分给村民。人家打架他出面，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没一头剩下，十万块，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就那么笑着跟人说：不用还了。我妈说他是傻子，好人二字，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

“他当了半辈子村支书，人人都说村官油水多，可他一个子儿也没存下。家里的电视机用了七八年，坏了无数次，我妈要买新的，他一个人捣鼓半天，非说还能用，结果转眼就给镇上的孤寡老人买了台去。镇上的孩子偷了我妈过年腌的腊肉，那是我妈准备拿去市场卖的，我爸说小孩子，不碍事，谁吃了不是吃。他俩总吵架，吵了大半辈子。”

“我初一那年，他去山上监督工人修路，有人受伤进了医院，他赶回家拿钱给人垫着。结果回家的时候，家里多了个衣衫不整的男人，打了个照面，急匆匆跑了。我妈拉着他不让他追，他急了，猛地一推，我妈从二楼摔下去，头朝地，当场死亡。”

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她。

路知意低头，摊开手，那堆碎纸被她手心的薄汗浸染，湿乎乎的。

她笑了笑，说：“我爸是个劳改犯，有人说他杀了我妈，心狠手辣。”

抬头，她环视一圈，平静地说：“可我知道，我爱他。”

《我的父亲》，这就是她的作文。

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大抵也是人生里的最后一次。她带着报复心理，像是《基督山伯爵》里写的那样，完成了一场自我复仇。

寂静的教室里，就连三十来岁的班主任也怔在原地。

次日，她去镇上的理发店剪了一头板寸——众人口中的“劳改犯”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