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选择职业的话，韦宝最想做的职业，并不是海盗，他想做个船长，驾驶着巨舰满世界旅游，做生意。

正当的做生意，而不是土匪强盗行径。

16-17世纪明朝中叶，华夏的东南沿海就是一个海盗的世界。

这里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西班牙海盗、荷兰海盗等等。那时商、盗没有明确的划分，有生意做的时候就是商（走私），没生意做的时候就是盗。

他们有时候互相抢，有时候就上岸抢。

当海禁宽时，海盗就变成海商；当海禁严时，海商就变成海盗。

因为明朝的海禁很严，中国海上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所以就只能去做海盗，因此，这些海盗也可以称为“海商集团”。

韦宝当初给天地商号的各处会馆取名海商会馆，便有这个考虑在内。

这些海盗（商）集团的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明朝政治、军事局势。

民间海盗中枭雄辈出，他们依靠各种形式的海上营生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团队，一度控制了往来的商路，成为海上不可忽略的力量。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不敢贸然去惹中国海盗。他们的实力、装备、规模、战斗力对英国人有很大的威慑力。

而历代中国海盗中的一部分首领，在多次实战中表现出的智谋和果断，丝毫不逊色于神机妙算、能征善战的统治阶层的精英。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大海盗王直派人传话给明朝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中国海盗（商）集团的头子，他假意投降明朝，其实是为了消灭其他的海盗团伙，称霸中国沿海。

郑芝龙的手下达到10万人，是当时世界海盗中的“巨无霸”。

后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夺取台湾岛作为反清基地的主力就是郑芝龙的海盗集团。

明朝中叶的中国海盗和现代的海盗不一样，他们代表着商业的新兴力量。

很可惜，这些商业力量并不成熟，郑氏集团到达台湾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展商业，而是把金钱换成了土地，错过了建立海上商贸帝国的时机。

《明史·佛郎机传》记载，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佛朗机”是明朝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称呼。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航海到远东，准备侵略中国，妄图“绝灭广州人，攫取全中国”。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广东东莞县，占据屯门岛，剽窃行旅，抢掠商船，把海边年轻女子劫走，掳掠中国人运往印度和欧洲充当奴隶。

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琼州民众的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舰船三艘泊铺前港。

海盗施和得悉，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击伤舰船，使其桅杆折断，不得不退入内港，寻求明王朝官府保护。

此时的明朝琼州指挥高卓站在了葡萄牙人一边。他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率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然而施和设伏击败了官兵，高卓只身逃走。

“和西方统治者依靠海盗的力量来扩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历代封疆统治者对中国海盗的态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虽远必诛’的无情绞杀。

像‘七海霸主’陈祖义、‘净海王’王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叱咤风云的海盗到了统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终。

而当他们流亡海外，期望在东南亚等地落地生根时，还会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种势力的迫害。

如果明清两代，能够真正地利用中国海盗的力量，今天的华夏面积将不可想象。

当年远航归来的郑和，向明成祖朱棣献上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

隆重的献俘仪式上，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者的称颂中，明成祖下令斩下了陈祖义的头颅。

在韦宝看来，这斩下的不仅是陈祖义的脑袋，也斩下了中华在海洋上崛起的命根。

对照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当时的其他航海强国，其崛起的过程无一不是充分利用海上的民间力量，朝廷不但不重视，还千方百计要把它消灭掉。

如果从西方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湮灭于中国正史中的叛民、流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哥伦布、麦哲伦、德雷克齐名的海上英雄。

和陈祖义命运相仿的，是明朝海盗的头一号人物汪直。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受到“招安”，还蒙在鼓里的他，被监斩官遣人用轿子抬上了法场。

他建立的海上帝国在朝廷的阴谋中陨灭。

汪直是典型的中国海盗代表，他把海上的经营做到了极致。他所处的正是中国海盗活动最频繁的时代，时势造英雄，但他身上也带有着典型中国海盗的弱点，所以导致了他最后的命运。

据史书记载，在汪直最鼎盛的时期，他手下船队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明朝最重要的贸易省份浙江和福建。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相比，明代虽然并没有中断海外贸易，但统治者把生意拢到了自己的手中，强令百姓“片帆不得下海”。

于是，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百姓，突然被政策性下岗。

原来从宋朝起已经相当繁荣的渔业、商业都被“关停并转”，明政府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百姓面临的是“进亦死、退亦死”的两难。

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急需各类货物，“走私”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一柄刀从中国贩卖到日本，差价可以达到十倍。沿海的民众很多人都投入到了“非法”海上营生之中。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出生于徽州的王直不愿意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而是南下去海洋中寻找机会。

天资聪颖的他，学会了日语，与日本人做各种生意。之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他还包揽了日本的军火生意，并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在中日之间的海域中，确立了自己的名号，甚至一度以琉球为据点，自封为“徽王”、“净海王”。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一样，都看到了导致明朝“倭乱”的根源——海禁。他在用军事手段应对围剿的同时，不断地向统治者表示他无所望，唯愿进贡开市而已。

中国的海盗，从来不用骷髅旗，他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王直和所有中国海盗一样，都有这个弱点。

朝廷正是利用王直的弱点，对他诱骗招安。但奇怪的是，王直问斩的罪名不是“海盗”，而是“叛国”。

这是明朝使用的“障眼法”，让统治者真正不安的是他自封为王的举动。

王直的经商反而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他是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为日本人服务。日本人、葡萄牙人都听命于他，为他的生意服务。

中国古代海盗取得辉煌成果一直不为外人道。在中国历史上，首先造出万人大船的就是中国海盗。

韦宝比较熟悉的海盗中，郑芝龙是头一个，在韦宝的认知中，更是将郑芝龙看成是‘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

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在海上的力量十分强盛，最后还打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中国的海盗到南洋，当地人都很欢迎，因为他们并不像西方的海盗那样去掠夺，而是非常尊重当地的习俗。

中国的海盗和国外的海盗很不一样，和索马里海盗也不同。

就在清朝鸦片战争前夕，珠江口还有像女海盗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这样强悍的海盗团队在活动，其装备精良远胜大清水师。

红旗帮屡败官军，还重创有美国雇佣兵的葡澳舰队，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

1809年，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撞，官军无能为力。

此时，郑一嫂却果断出手，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战斗力之强令英军震惊。

然而，清朝统治者不但没有寻思如何利用一支铁血队伍，反而一直在设法围剿、分化红旗帮。

在最后一次围剿之中，清朝水师联合澳门的葡萄牙人，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在大屿山岛。

郑一嫂的养子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

最后，统治者再次利用了中国海盗惯有的弱点，利用“怀柔政策”招安了红旗帮的盟邦，令红旗帮势力大减，郑一嫂不得不接受清朝的招安。

明朝时，欧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

海盗成群结队从欧洲出发，奔赴遥远的“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新高潮，同时建构出的，是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

一个在西方史观中的所谓的“现代”世界也由此发端。

西方的海盗也受到了统治者的礼遇。

在西班牙，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受到举国敬仰。

英国王室授予海盗枭雄德雷克“上将”军衔。

美国把海权理论(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马汉奉为先师。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兵看到日本浪人就害怕，简直“畏倭如虎”。

中国的民间海盗就是看准了政府的这个弱点，打出倭寇的旗号来进行民间的海上商业和武装活动。

这里就包括了王直、徐海等一大批人。这些所谓的倭寇，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中国人。

船员中九成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中只夹杂了个别的日本浪人。

韦宝让人去召集管事级别以上的人来，众人很快到齐。

徐蕊还在山海关的海商会馆负责两边联络。

所有的管事都来了，韦父和韦母，还有范老疙瘩夫妻，王志辉夫妻也来了，韦宝本来是不想让他们来的，怕他们担心，更怕他们话多，但是想到这事情恐怕要出动所有的力量，瞒不住他们，所有干脆让他们也列席会议。

范晓琳惊喜的到了韦宝身边：“公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是说要科考吗？考完了？”

韦宝道：“才考了一场，还没有放榜。今天有重要的事情。”韦宝说着，便对林文彪道：“人都齐了，把情况说一下。”

林文彪一点头，明白公子的意思，这是要动用全部力量了！暗忖公子谨慎，便对到场的80多个管事道：“公子要在外面购入一批粮草，居中联络的人今天发来消息，今天夜里子时能到。”

“从外面买粮食了？这大灾之年，上哪儿能买到粮食？”韦父韦达康奇道：“买了多少？小宝，该不会是黑粮吧？”

“甭管白的黑的了！没有粮食，这么多人等着饿死啊？上万人，至少要上千石粮草才能把这两三个月挺过去！”韦母倒是不怕，没好气的向韦达康道。

“一共2000石！”韦宝竖起两根指头晃了晃。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