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郑忠飞知道，他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忽然意识到王秋雅是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啊！想到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每天被别人采摘，恨不得提刀去宰了韦宝和王秋雅才好。

韦宝并不知道这么多人关注他和王秋雅，他睡的很安稳，明面上是他和王秋雅两个人一间屋，实则还有二十多名统计署的人在周边暗中护卫，想要杀韦宝，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出动二十个以上的好手是办不到的，而这里是辽西重镇，弄一堆人来明目张胆的杀人，不可能。

第二日韦宝起的很早，王秋雅要起来服侍他洗漱，弄早餐给他吃，被韦宝拦住了，韦宝想让王秋雅多睡一会，王秋雅无法违拗公子的命令，只得继续在被窝中。

韦宝自己让伙计弄了些热水，然后让手下人上街去买了肉饼来吃。

之后照例打坐，然后开始练功。

韦宝接着翻阅《大诰》，《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

明初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十一月，发布《大诰》，也就是整理这一年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

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封建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于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大诰三编》四十三条，颁行天下，诰戒臣民。

反映了明太祖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

因为过于严酷和过多体现明太祖个人特征，故《大诰》在洪武之后基本不再行用。

因为第二场考判语五条，诰、表、内、科一道。

韦宝必须对大明律法有所了解，否则到时候抄都不会抄。

《大诰》所列罪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这类罪过主要有官吏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

惩处贪污的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细目中有郭桓案；酷敛百姓，贪污税粮案；放卖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扰民，私吞商税案；谎报灾情，侵没赈济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案。

这类罪犯皆处以重刑。起解官物，卖富差贫者，族诛；贪赃纳贿、说事过钱者，凌迟处死；盗卖仓粮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驿丞科敛驿夫，断趾枷令驿前。有的贪污罪株连甚广，如郭桓案系死者达数万人。

次于官吏贪污罪案的是惩治侵吞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如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豪强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粮、洒派包荒、揽纳私吞、脱逃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对这类罪案的处理也较重，如洒派粮差，诡寄田粮者全家迁发化外，洒派诡寄之田赏给被害之民；揽纳粮物，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处死，籍没其家；说事过钱者，处死。

《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

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

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大诰》颁行时，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

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

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

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

韦宝觉得朱元璋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标本。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明廷专制统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殁后没多久，四编《大诰》就被他的臣民抛置脑后了。

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

《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

几本枯燥的书，韦宝却读的是津津有味，因为韦宝也痛恨官吏！

从书中，韦宝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变，《大诰》主要管的是官员。朱元璋本身因为自己经历更加痛恨贪官，所以大诰的惩戒也更加严格，甚至到了变态地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

“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入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朱元璋对法律极为重视，同时由于元末明初之际，法律破坏严重，所以制定明律十分迫切。加上李善长有“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因此《明律》是以《唐律》为本所制定的。

韦宝觉得法律是由两个字组成，即“法”和“律”，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律，指的是国家颁布的社会规则，例如“杀人偿命”。律是冰冷的，机械的，不讲人情的，它只讲究执行、执行、执行。法，不是一个具体的条文，而是在无数的条文基础之上所提炼出来的一种理念，一种精神。它不在乎一个具体的规则，而是强调一个公平、正义的理念。一方面要讲规则，讲执行；另一方面要讲公平，讲正义。两边儿合在一起，才叫做“法律”。

所以说，古代没有法，只有律。

原因就在于，这些“律”的背后，是没有“法”的。皇帝口含天宪，说什么就是什么。律条什么的，当然是用来治理臣民的，哪能约束皇帝？

看了一上午的《大诰》，韦宝将几本书都看了一遍，他只求大概知道说的是啥，并没有要求自己背诵。

在韦宝看来熟记这时代的法规，意义并不大，当官的都有师爷，即便现在记住了，过一阵也能忘光。

“公子，吃饭么？刚才我听人说，明日午时放榜。”王秋雅见韦宝停止看书，适时地揷话道。

韦宝哦了一声，没有想到这时代的办事效率这么高，昨天才考的试，明天就能放榜了啊？

“公子真的要跟吴三桂打赌一万两纹银？”王秋雅犹豫了一下道：“但咱们手头只有一万多两现银了啊。”

韦宝明白王秋雅的意思，知道她不看好自己能通过考试，暗忖何止是拿不出来，这一万多两纹银，还要用作购买粮食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过不了？”韦宝道。

“没有，我盼着公子能高中，能光耀门楣的。”王秋雅急忙解释道：“公子这么聪慧，都传是文曲星下凡，怎么会连秀才也中不了？”

韦宝微微一笑：“你也学的圆滑了，怎么想的便怎么说吧！你每天跟我一道进学，对科考也有个概念了，也知道我的学问大概有多少，你说我有多大机会中秀才？有几成把握？”

王秋雅脸一红，犹豫道：“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说吧，我不生气。”韦宝笑道。

“别说中秀才，我觉得公子连童子试都危险。”王秋雅实话实说道，说完粉脸更红了，紧张的看着公子，生怕韦宝生气。

韦宝却没有生气，淡然一笑：“我至少能背诵五分之一的《四书五经》吧？而且，廖夫子的题目我都做过了，和这次考试的题目有九成类似，你还这么不看好我？”

“不是不看好啦，是公子让我说出心里的想法嘛。”王秋雅撒娇道：“不说这个了，公子一定能高中的，赶紧吃饭吧？”

她暗忖别说你只能背诵五分之一的《四书五经》，便是刘春石熟背整套《四书五经》和注解，不也考了十多年只是一个老童生吗？哪里有那么好考？

韦宝没有就这个问题和王秋雅多讨论，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心里最清楚，其实这趟，他即便是不作弊，以100分为满分的标准，他觉得自己至少也能考出个60分，因为廖夫子准备的那些考题的确很给力，廖夫子作为辽西这一片的私塾名师，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

在作弊了之后，韦宝感觉答题正确率至少能超过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这样还过不了一个小小的童子试的话，真的要颠覆自己的三观了。

韦宝甚至觉得有希望拿下这次童子试的头名，至少能登上甲榜！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张扬，期待着到时候让不看好自己的人，都大吃一惊。

吃罢饭，韦宝正打算接着看书，林文彪来了。

韦宝知道林文彪这个时候亲自来，肯定有事，有大事！

因为林文彪这几天并没有一直跟在他身边，而是山海关、韦家庄，两头跑，主要忙着张罗收购粮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