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此时荆建心中的震惊已经是难以形容。仿佛有种这世界不真实的感觉。他实在无法想通，就算换作自己，那也绝对是与中国政府直接合作好吧？这与安德烈那边的贷款还不一样，贷款可以说安德烈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样的一揽子协议，决策者肯定是一群人，肯定会开会讨论，他们与自己又是无亲无故，难道都集体吃了脑残片吗？

“对不起，诺娜，我有些不明白您的意思？”带着疑惑，荆建询问道。

电话那头的诺娜其实已经是俏脸通红，心中是腹诽不已。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中苏两国政府合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优势实在太明显了，荆建能拿出的，中国方面基本都能拿出，而且苏联方面的股权还能大幅度的提升。

可是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些反对声，而且反对声变得越来越响亮，我们直指问题的核心——国有企业！

无疑，如果是直接合资，这家企业的模式肯定是国企模式。然而这时候苏联国内的思潮已经是乱的一塌糊涂，由于苏联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很简单的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道路。

于是在争论中，有些反对者就提出：“……苏联的国企模式已经出现问题，难道中国同志手里就有灵丹妙药吗？而且从中国那边传来的消息，中国的那些国企大工厂同样是普遍的大面积亏损，难道两个亏损企业合资在一起，就能够立刻的扭亏为盈吗？”

“……从表面上看，我们手中的股份似乎多了不少。但我想请教，如果出现亏损，难道我们为了一句轻飘飘的中苏友好，就继续注资吗？如果没完没了，我们不是自找包袱吗？好，如果我们不继续注资，那结果将更糟糕。工厂破产，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而中方起码也得到了设备和厂房。这样的投资，我看还不如用在国内呢。”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经济，关上门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失败了。我们情愿和资本家合作，情愿手中的股份少一些，起码他会悉心经营这家工厂，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

也许这样的言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就是一场彻底的笑话。其实企业的经营状况优劣与否，与国有私有什么的并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不断的创新精神。

好吧！经济学上的问题可以争论。但只要有些基本常识，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情愿给资本家让利，也不愿意与国有企业合作吧？

然而在当时的苏联，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内，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已经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因此出现如此奇葩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