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当洪承畴正在宁远集结兵力的时候，锦州的守城局势却越来越严峻了。三月下旬，驻守在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将领诺木齐、吴巴什暗中同济尔哈朗联络，准备献城投降。

祖大寿发现了这个情况，正要捕杀两个蒙古将领，蒙军却先动了手。祖大寿的亲信部队和蒙族部队在锦州的内外城之间进行了一场大战，清军趁机攀城而上，把祖大寿部逼进了内城。外城被清军占领，锦州的城防更显得岌岌可危了。

但是祖大寿还是决意固守。五月，他派人溜出围城向洪承畴报告说，城中的粮草还能坚持半年，希望援军不要轻举急战，要用战车步步为营，稳健推进。

而辽东的紧张局势也使得崇祯皇帝紧张起来，但他从来对军事一窍不通，对于到底该如何组织这次重大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主见。

五月十八日，崇祯皇帝在中极殿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问他应该如何决策，如何安排。陈新甲几个月来一直为宁远方面调兵输饷，很想打一个漂亮仗，煞一煞清军的锐气。他向崇祯帝报告说，现在洪承畴在宁远已经集中了宁远总兵吴三桂、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汝宁总兵吴世恭共九镇兵马十五万人，军粮军饷也即将运齐。

陈新甲以为，明军集如此雄厚的兵力在锦州一带的山海之间狭窄地带同清军进行决战，可以避敌铁骑奔驰之长，是多年来没有过的极好时机，又有洪承畴沉勇机智进行指挥，正可望取得一次大捷。

为此陈新甲建议：以松山为中枢，分兵四路，一路出塔山经大胜堡攻敌西北；一路出杏山绕过锦州由北面进攻；一路出松山渡小凌河阻敌东侧；一路作为主力直接由松山攻敌南翼。四路合围，聚歼敌寇。

陈新甲的这个作战计划当然是纸上谈兵。他对兵力对比和地理形势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却没有考虑到明军战斗力极差这个关键因素。将领懦弱腐败，兵卒士气低落，器械破败，军政紊乱，这好不容易凑在一起的十五万大军能够集合起来吓一吓敌人已经很不错了，想要分进合击大获全胜则简直是在做梦。

而洪承畴身在前线，很了解自己部队的这些痼疾，因而一直反对兵部意想天开的作战计划。但崇祯皇帝听了陈新甲的一番侃侃而谈却十分开心。多年来只是不断接到失利的战报，很少能听到奏捷的声音，如果能在辽东前线一锉敌锋，不但可以出出多次被清兵横扫京畿的恶气，也可以乘胜抽调兵马到中原围剿流贼。这样的前景不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吗？

于是崇祯皇帝在原则上全力支持陈新甲的方案。但他也不是当年那个初等皇位的“初哥”了，不会再那样急躁和自以为是，于是崇祯皇帝就希望兵部还是能多考虑前方统帅的意见，尽量作到中枢和前线协调一致。

陈新甲于是在这次召见后又同内阁几位辅臣以及兵部侍郎吴甡、前兵部尚书傅宗龙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派遣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到宁远军前作为特派员了解情况，参预决策。后来又增派了一个前绥德知县马绍愉，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身分到军前赞画机务。

从这年夏初起，明军几镇官兵先后开出山海关，在松山一带集结，并且在松山附近同清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接触，在石门地区还取得了小小的胜利。洪承畴对这点有限的胜利并不抱乐观态度，仍然坚持持久战的方针，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久持松山、杏山以资转运粮饷，而且锦州城守颇坚，不易被攻破。若敌军再过今秋，不但其国内无以为继，就是朝鲜供应的粮饷也不能保障。这就是可以坚守而后再战的策略。今兵部尚书议战，臣岂敢迁延不前，只是怕粮饷运输困难，鞭长莫及。事关国体，不如稍待，使敌人自困，较为有利。”

但已经到达关外前线的张若麒却被几次小胜仗冲昏了头脑，以为可以迅速进军，一举大败清兵。他在向兵部和皇帝递送的秘密报告中痛陈机不可失，希望朝廷立即下令进行决战。

作为朝廷和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代表，张若麒如此迫切是有着以下原因：

首先当然是锦州城确实特别危险了；

其次是洪承畴拖延的时间太长，让朝廷的后勤压力是苦不堪言，所以也不能够再拖下去了；

第三是陈新甲要证明自己全军决战的计划是正确的，要在崇祯皇帝面前显攻，并在朝廷商议军略的影响力上压洪承畴一头；

最后也当然是张若麒自己想表现，表现出在此次大战中，他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

本来就倾向于速战速决的崇祯皇帝这时候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渴望多年的大捷既然唾手可得，当然不能再作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