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心竭力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老师糜饷？”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

而崇祯皇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巨细一管到底。到崇祯十四年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这次入川，完全打乱了明军围剿农民军的部署。而在这时候。因为大批的明军调到辽东作战，中原的官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而被张、罗联军这么一搅合，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完全就颠倒了过来。所以说，张献忠和罗汝才这最后一次联合作战，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也给了其他各条战线的农民军以有力的支持。

而在此时，趁着汝宁军的收缩战线。革左五营也运动、隐藏在了大别山地区。而见到了四周没有什么明军能够威胁到了他们，他们也将快蠢蠢欲动了。

而就在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朝廷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十三年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迹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

而李自成的出现，立刻体现出他巨大的号召力，各地的盗匪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与大批的流民一起纷纷地投入到李自成这股农民军中去。

最初到河南，李自成的队伍不过千余人。没过半个月，就已经过万人。一月出头，达到了几万。这年十二月，李自成攻破了鲁山、郏县、伊阳（今汝阳）、宜阳、永宁（今洛宁）等县，把整个豫东地区搅得天地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