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如果明军在与清军主力决战后战败，这样的撤退倒也能够理解。可是就这么遇上一场伤亡不大的夜袭，明军就胆寒地全军撤退，这样的作战意志也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洪承畴这些文官是有办法掩盖这样的丢脸事的，他们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写得是花团锦簇。描写了一番势均力敌的战况，只是因为补给的不够，再加上兵力的不足，所以洪承畴再保存了主力，胜利地撤退到了山海关。

为了准备下一次的决战，洪承畴就在上奏中建议，调遣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和吴世恭之兵入关养精蓄锐。而随着豪格、谭泰清军的后撤，又把吴三桂、刘肇基于松山、杏山之间，再次佯示进兵状，牵制住清军的行动。

并且洪承畴向朝廷建议：遣返左光先西归，代以白广恩；解刘肇基任，代以王廷臣。要对这两位与夜袭失责有关的总兵进行惩处。而内阁和部议都同意了洪承畴的建议。

此外，对于洪承畴调旁近边军，合关内外见卒十五万人备战守。准备充足足够一年使用粮草的建议，崇祯皇帝也是大笔一挥，同样支持，并敕所司速措给。

而这次救援锦州的军事行动，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而就在此时，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杨嗣昌用强大的兵力将逗留在川、鄂交界处的各股农民军压迫到夔州府境内，后来连罗汝才也到了夔东。

从六七月间开始，被逼到川东的各股农民军陆续投降，到了八月间，没有投降的只剩下罗汝才了。而在这时候，他也决定再一次投降，以求保全剩下的不到一万人马，等到将来看一看情况再说。

就在此时，张献忠受左良玉的压迫，展转到了兴山和秭归一带。他在川、鄂交界的大山中稍作休息，补充了粮食和食盐。此时的张献忠只剩下几千人，他偃旗息鼓，对百姓秋毫无犯，还拿钱救济百姓，所以这样的“义举”使得官军得不到他的行踪。

当在八月中旬，张献忠探听到罗汝才的驻地，还听说罗汝才已经决定投降。他十分焦急，先派马元利去见汝才，劝他不要急着投降；随即又派军师徐以显去，对汝才分析了官军的弱点，还说明杨嗣昌必败之理，并且要求汝才同献忠见面。

而罗汝才因为营中住有劝降的两个人，害怕走了消息，就约会在献忠驻地秘密见面，决定大计。张、罗又一次并肩作战开始了。

而从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并且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猛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皇帝在崇祯十三年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饥，而畿辅（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

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而当地的官员却借着救济灾荒巧立名目，肆意勒索，有些人反而发了大财。

而饥馑的情况又以河南最为严重，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记载当时情况说：“今流亡满道，尸骨盈野。阴风起处鬼火萤萤，深山林莽饥民啸聚。有全家投环自尽者，有全村封门逃亡者，有一日投河溺死数百者，有食雁屎、蚕屎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shenyin＂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语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大道揭竿而起者。”

所以除了汝宁军所控制的地区以外，饥民已铺天盖地，连汝宁军这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存粮数量也大为减少。在这时候，也没办法贯彻收拢人口的命令了，因为想要涌入到汝宁军控制区的难民人数太多了。因此，汝宁军再次派重兵封锁了边界，而出击夺地的行动也无奈地再次停止。

大饥荒本来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而明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派“三饷”，这举动更加重了灾情的惨痛。

崇祯十二年新增加的“练饷”一次就达七百三十万两，崇祯年间三次大加派，以这一次所加最多。而连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这样敲骨吸髓的苛剥面前，实在更没有一丝活路了，除饿死甚至被吃掉的之外，只好逃亡。

在陕西、河南的一些地区，逃亡死亡者超过了八成，户数则仅存原额的二成不到，丁数连一成都没有。到处都是饿殍遍地，逃亡出去还是没有活路，强悍者于是啸聚山林，作了“强盗”。这些遍布于中原的饥民、流民和“盗贼”就成了大股农民军最可靠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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