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杨嗣昌严令左良玉按照自己所制定的计划行动。可是左良玉根本不理睬杨嗣昌的命令。也许他跋扈惯了；也许他坚持着自己的正确意见。于是左良玉在向杨嗣昌申报了自己的意见之后。不待命令，就自行入川，同陕军协同进剿去了。

二月初七日，明军在四川太平（今万源）县玛瑙山同张献忠部遭遇。农民军据守山头。明军分三路进攻。这一次明军养精蓄锐多时，以逸攻劳，大获全胜，击杀农民军三千多人，张献忠的军师潘独鳌和妻妾数人被俘，张献忠亲自用的“天赐飞刀”大刀也被缴获。一些跟随张献忠的小股农民军投降。

紧接着这次胜利，明军又在寒溪寺、木瓜溪等地连打了几个胜仗。张献忠屡受重创，处境十分危急，只得进入深山，迂回避敌。

玛瑙山之捷是几年来明军对付农民军的战争中少有的胜利，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未尝不是因为杨嗣昌集中兵力蓄锐而发的战略部署正确。

但这次胜利却成了明军内部失和，自我磨擦碰撞的新起点。玛瑙山战役之后，左良玉极为得意，以为此次大功是因为不听杨嗣昌的调度自行其是才取得的，从此不再把督师放在眼里。而杨嗣昌想趁着张献忠处境困难，乘胜穷追，彻底歼灭张献忠部，多次命左良玉进山搜剿。左良玉这时却带兵回到湖广的竹溪休整起来。杨嗣昌多次传檄严令，左良玉一概不听。

但这诡异的一幕，并不是左良玉不知道斩尽杀绝的道理。因为张献忠曾派人到左良玉营中劝说：“献忠在，故公见重于朝廷。公听任所部烧杀劫掠，阁部（杨嗣昌）猜忌专横，无献忠则公之灭亡亦不久矣！”左良玉为了自重而给张献忠留下了一条生路。

杨嗣昌并不是很有气量的人，对左良玉的桀骜不驯是相当愤怒，一度奏报朝廷要解除他的平贼将军职务，改由陕西总兵贺人龙担任。而崇祯皇帝仍然完全听从杨嗣昌的安排，很快就下了命令。但左良玉的实力和威望毕竟不是贺人龙所能比的，杨嗣昌犹豫了一番，又请朝廷收回了成命，仍用左良玉。

这样一来，左良玉的怨气更大，而贺人龙因为平贼将军得而复失，也对督师十分不满。此后，杨嗣昌不但调不动左良玉，连陕军都不服从命令了。

而张献忠就趁着明军统帅部里一团混乱，无人围追堵截，悄悄率军返回到湖广的兴山、房县一带，不久又同罗汝才部汇合了。

围剿农民军到了现在，虽然明军获得玛瑙山大捷，可导致了明军的将帅失和，农民军两大主力再次汇合，使得局面是一片复杂。而在此时，辽东关外也传来了“隆隆”战鼓声。

崇祯十三年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辽宁义县），“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也就是说，清军按照了大凌河战役的故计，以壕沟战围困锦州，长期屯田围困，准备用断粮的方法攻下锦州。

而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未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中断，则松、杏、锦三城势已岌岌，朝不逾夕矣。”于是明廷严令洪承畴早日赴锦州救援。

而这时候的洪承畴身边已经调来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等八大总兵，拥有了步骑十三万，可他依然嫌实力不足，再次向朝廷要求调吴世恭的汝宁军。

而朝廷接奏报以后，向杨嗣昌征询意见，是否能够调动汝宁军。

这时候的杨嗣昌觉得已经接连战胜了张献忠等农民军，形势是一片大好。再说，汝宁军也一直在磨洋工，不怎么肯出力，这支军队有也似无。因此，杨嗣昌就答应了洪承畴的要求。

四月二十一，传旨的钦差来到汝宁军，宣读了让吴世恭带兵七千赴辽东作战的圣旨。为了防止汝宁军的抗诏不遵，他们连汝宁军的监军叶忠都叫了过来。

此外，钦差还很有人性化，更为吴世恭带来了京城家中的私信，这含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汝宁军也立刻商议了眼前的局势，最后吴世恭一锤定音，准备率军出征。除了受制于家人为质以外，吴世恭还觉得，要在外界产生汝宁军主力外出的假象，吸引着农民军的靠近，使得汝宁军能够施行驱虎吞狼之计。

但谁也没想到，就是此次出征，却完全改动了原来的历史，使得天下的局面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

（第六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