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的想法确实不错，俩人的意见似乎得到了统一。可是在事实上，在对余子琏的安排，俩人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崇祯皇帝是想把余子琏作为五省总督熊文灿的替补人选，而杨嗣昌是想把余子琏作为熊文灿的补锅匠。虽然在表面上看来，这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余子琏将来的地位将是天壤之别。说到底，杨嗣昌就不想让余子琏接任五省总督。

至于余子琏去了南京以后，是否可以顺利地掌握总兵黄得功、刘良佐这两支明军？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和南京兵部尚书是否愿意把自己手中的权利分给余子琏？那更是一件麻烦事了。

喝了一口茶，崇祯皇帝接着问道：“杨爱卿！湖广之事准备完全了吗？”

杨嗣昌立刻躬身奏报道：“兵部已发文：甘肃总兵柴时华部和宁远总兵祖大弼部已从京城南下湖广，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出潼关趋襄阳、郧阳，而四川巡抚傅宗龙领川军入郧阳，再加上熊总督的湖广大军，已对谷城、房县一带四面围剿。这次更加上了南阳总兵李禄部和汝宁总兵吴世恭部，力求雷霆一击，一战而定民贼之事。”

随着内地的明军主力大批调往北面勤王，除了中原各地的小股农民军还在四处活动以外，已经受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大农民军主力也有了蠢蠢欲动之势。

主管谷城和房县等处的地方官员不断地上报两军心怀叵测的情状，说“张献忠入据谷城，屡次不听调遣，将要待民间田熟，分其夏秋之粮，稍不遂意，就会再起刀兵”；“罗汝才诡称以所部屯田，并未让部队种地，这样带刀而耕，稍有不满，就将重新起事，铤而走险”。

于是一直作为主战派的中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杨嗣昌就提出：趁机调集大军先发制人，把驻防在谷城和房县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农民军主力彻底消灭。

崇祯皇帝本来是一意招抚的，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主见，但他也感到大患不除总不能心安，因此最后也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

其实这次朝廷的计划倒很有道理。因为闯王李自成长时间在深山老林，已经很长时间不在外界露面了，所以朝廷以为李自成可能已经身亡，已经不构成威胁。而现在只要彻底消灭了张献忠和罗汝才，那农民军的三大巨枭就将完全剿灭，关内的民贼之乱也将一举扑灭。

如果战事顺利，朝廷将会节省大量的粮饷，也将抽调出大批与农民军作战的明军主力至辽东，之后将在蓟辽总督洪承畴的率领下，集中明朝所有精锐，一鼓而把辽东的满清平定。

“汝宁吴长敬？”听到了吴世恭的名字，崇祯皇帝有些意外，“那吴长敬不是已被洪督师索要，要其赴关外与鞑虏作战吗？”

当吴世恭擅杀山东总兵丘磊以后，朝廷是一片哗然，这简直就是**裸地挑战朝廷的权威。可是当众臣讨论该给吴世恭治什么罪？朝廷却一直拿不定主意。

按理说，擅杀朝廷命官，那就是死罪。在明朝，就是平民百姓的勾决都只是皇帝才有的权利，更不用说命官了，所以那生杀大权绝对不会让一位武官染指的。

可是吴世恭又刚立了滔天的战功，给外族敌军造成上万伤亡的大捷，这在明朝三百年的历史上也仅仅有那么几次，所以吴世恭的功过完全可以相抵。那么朝廷又该给吴世恭什么封赏呢？

就在这时候，刚接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为朝廷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洪承畴很了解吴世恭的汝宁军的战斗力，在以前他也很想把汝宁军调到陕西围剿农民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这个想法。而这次洪承畴想要调集明军精锐至辽东作战，他当然不会放过刚在与清军的大战中建立了功勋的汝宁军了。

于是朝廷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洪承畴的要求，崇祯皇帝也批复了兵部的调令。可是现在崇祯皇帝又听到汝宁军将要参与农民军的围剿，这让他是相当吃惊。

“吴总兵与李总兵在河间虽立有大功，可其部伤亡也不小，正回汝宁、南阳整军。而现在朝廷也正集中民贼四周官军剿匪，有这两支劲旅加入，也平添三分把握。等此战一结束，再调吴总兵至辽东。吴总兵其人德虽亏，可其军还是甚强。待这两战结束，朝廷再事后论功行赏。而吴总兵之汝宁营也无虑耳。”杨嗣昌答道。

杨嗣昌的意思很明白。当时朝廷之所以要调吴世恭的汝宁军去辽东，那就是希望汝宁军能够继续与清军消耗实力。而现在有机会让汝宁军与农民军消耗实力，那消耗两次总比消耗一次效果好上许多。

“善！”崇祯皇帝果然对杨嗣昌的安排很满意。

见崇祯皇帝脸上显出了倦意，有些要结束谈话的意思，杨嗣昌连忙汇报起孙传庭的事：“皇上！孙巡抚又上奏乞骸骨，说其耳聋难任保定总督一职，恐其还是惧辽东鞑子在其防线内再次入关吧！皇上！此奏阁议该如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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