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韩琦是有巨大的信心的，韩琦是北宋少有，年富力强，各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官员之一，否则的话，为什么当时回京的时候，是他以30多岁的年纪，成为了范仲淹的副手，甚至在范仲淹的变法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为什么参与到范仲淹的变法之中，就是因为，整个北宋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程度了，不变法，那就是慢性的死，变法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新崛起，改掉问题，另外一种，是加速死亡。

范仲淹，着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也是个人操守的北宋之冠，就算是韩琦这样，年轻前途无量的，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各方面都完美无瑕，可是范仲淹却可以做到。

最大的魄力，实际上是在变法上面，北宋仁宗一朝，贤臣无数，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北宋的实际情况，都会知道，目前北宋只是仁宗和朝堂诸公勉强维持，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变故，将无法挽回。

看出来的多，真正能够有魄力，提出变法，并且踏踏实实的去做的，朝堂之上，只有范仲淹一人。

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的才俊追随，其中就包括了韩琦，富弼这样出色的人才，才让短短一年的时间之中，发出了众多的变法。

追随者众多，反对的更多，为什么要变法，那是朝堂出了问题，北宋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王朝最为富庶的，人口和财富这两者已经说明问题了。

别的王朝，往往要到一两百年之后，才会出现问题，才会矛盾重重的，可是北宋，这才七八十年，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该拿到的东西的，并且逐步加大这个口子。

这个根源，是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彻底让武将放下刀兵，又成立了将门，他们在政治上面的没有了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只能够在商业，在财富上面。

同时，为了压制将门，赵宋无限的拔高了读书人的待遇，官家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如此，这些读书人之中，有一部分，也参与到了这个财富的瓜分之中，加剧了这个变化。

将门的迅速腐化，巧取豪夺比比皆是，加上土地兼并，还有众多其他的问题，底层无法保护，就无法保持稳定。

范仲淹的新法，几乎是直至核心，对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权贵动手。

这些人包括了将门，还有读书人之中一部分，打击面太大了。

得到了仁宗的支持，范仲淹以枢密副使的身份，主持朝政，可以说，连首相都无法挡住他的锋芒，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权贵，可能一家一户，没有范仲淹强大。

一般而言，这些欺软怕硬的权贵，是不太可能跟范仲淹直接冲突的，可是范仲淹是挖掘他们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岂会轻易的放手。

这些权贵，没有可能更进一步，这些家财，这些地位就是他们的全部了，范仲淹这么动手，他们当然会引发反弹。

他们没有实力跟范仲淹正面对抗，却会用种种的方法，延缓新法的颁布。

任何的制度，都是要人来执行的，再好的制度，面对着执行人的问题，也会有巨大的问题，这些权贵们所用的，就是这一招。

不说违反你的命令，只是阴奉阳违，或者是拒不执行，新法很难向下推行，有时候，甚至连汴梁城都出不了。

一个文官，还是有抱负的文官，怎么可能跟他们这些权贵结合起来对抗，可是范仲淹面对着对手的势力，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后退，他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想尽千方百计，准备强行推行新法实行，最终犯了忌讳，插手科举。

这是大忌，哪怕北宋，士大夫于官家共治天下，却有些东西，是无法动的，科举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点，当范仲淹插手科举，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哪怕他的目的，规矩就是规矩。

仁宗的掌控能力，可比神宗强大太多，王安石的变法，也是插手科举，最终造成的是北宋最后一丝元气，彻底的消失，党争开始出现，并且葬送了北宋的命运，可是仁宗，发现不对，立刻改变，哪怕面对的是范仲淹。

仁宗很清楚，范仲淹没有一个心思，可是他不敢赌，更不敢让这个规矩彻底的废掉，在两者差别之下，选择了稳定朝政。

这也成为变法派转折点，他们的一切力量，都来源于仁宗的支持，仁宗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施政，当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枢密副使，甚至是即将被罢黜的枢密副使，轰轰烈烈的庆历变法，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