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骗你，只可惜那时候政策还不允许，所以我也没想太多，不过现在嘛，这方面的政策好像稍微松动一点，所以我现在又重新琢磨这事呢。”

团委老师若有所思：“我说老钱，你今天之所以建议召开这个座谈会，该不会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吧？”

“嘿嘿。”

两人的对话貌似有点奇怪，今天不只是个座谈会吗，他们怎么还扯到什么“思想工作”上去？

其实这事并不奇怪，这正是他们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本意。并且他们虽然没有和李华勇明说，但李华勇结合这年代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也基本猜到校方是什么意思，希望自己讲什么。

当然喽，李华勇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什么思想工作。只是作为一名穿越者，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说话，保持“政治正确”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吗？

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开始就要提起梁思成先生了。因为李华勇认为，在这个年代提起梁思成先生，拿他的事情说事，这可能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李华勇一直认为，在咱们国家的思想界，有两段时期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段时期，一个就是现如今的八十年代，而另一个时期，则是梁先生所处的民国初年。

这两段时期的共同背景，就是在这两段时期之前，咱们整个国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也就说在这两段时期，国人刚刚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是所谓“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代。

正是因为这是个“睁眼看世界”的理想年代，所以李华勇作为一位“过来人”，当他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个年代，尤其他现在置身于其中，深刻感受到周边的氛围，他对发生在这年代的事，尤其是发生在这年代高校里的事，他还是表示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个国家，通常都是什么人在最先“睁眼看世界”呢？毫无疑问，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界，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们。

因为就是知识分子们，由于他们距离“世界”最近，所以他们看得最清。因为他们看得最清，所以当他们看到咱们国家和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他们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他们就会思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进而会诞生各种各样的所谓“思潮”。

因此从后世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咱们国家八十年代的事是很正常的，这一切正如“他老人家”后来总结的那样：“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决定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喽，李华勇尽管对这年代的知识分子表示理解，但不代表他认同这年代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尤其作为一名穿越者，李华勇算是一个网络时代培养起来的“愤青”，他最见不到这年代很多学者崇洋媚外的思想。

仅仅“崇洋媚外”还没什么，毕竟在这年代，咱们国家和西方世界巨大差距这是事实，你个人觉得西方什么都好这是你的自由，李华勇认为这不算错。真正让李华勇受不了的是那些“挟洋自重”之人。而这年代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包括从这些人演变成后世的“公知”，“大V”，这些人才是李华勇真正厌恶。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如果只是崇洋媚外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这人“很傻很天真”，但如果一个人开始挟洋自重的话，那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说这些人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但至少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心术不正，或者图名，或者求利，他们的动机没有一个单纯。

这就是李华勇今天愿意“说两句”的原因了。本来作为一名重生者，李华勇这辈子又不准备在体制内打拼，这种事情谁也知道能不碰就不碰。只是他的“愤青”脾气发作，不同于这个年代的愤青，李华勇应该属于后世的那种“网络愤青”，因此当他面对这些同龄人，尤其这些人未来可能都是“同行”，于是他答应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并配合校方意图和学生们做起了“思想工作”。

李华勇并没有说这年代的事，他一句都没有说。他从头到尾都在说梁思成先生和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呢？要知道说起崇洋媚外，除了如今这个年代比较严重以外，梁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同样严重。

甚至从某种角度说，他那个年代的情况还跟严重。毕竟包括废除中医，甚至包括废除汉字，可都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

而作为建筑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成长与那个年代的梁思成先生，李华勇认为说他的事，对现实依然有指导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座谈会也接近尾声，到了最后，李华勇的一个问题引起众人思考。

“在咱们国家近现代建筑学家中，有公认的“中国建筑四杰”，他们就是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童寯先生和刘敦桢先生。这些建筑学大师，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是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先河，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发展，甚至有人说，中国建筑四杰，这应该算是中国建筑史的巅峰了，我这样说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

见众人点头，李华勇抛出了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四位大师应该都算是民国人物，因为他们的学习，成长，甚至创作的黄金期都是在民国年代。我这就有点奇怪了，按说论各种条件，无论是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民国应该都比不上现在的，可为什么在他们之后，咱们国家却很少再出现新的建筑大师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