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吕所，美国人怎么会突然来我们所考察啊？”

杨卫宁疑惑道。

吕文军笑道：“他们是主要是为和平典范计划而来的，之前已经考察完了601所，只是顺带到我们所看一下。”

“和平典范？”

杨卫宁不由得为之一愣。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航空合作最值得称道的除了“黑鹰”直升机外，就是“和平典范”计划了。

自从中苏分裂后，双方关系逐渐紧张，直至珍宝岛冲突，中苏两国在边境附近阵兵百万。

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国国防的首要威胁，从60年代以后，苏联大批新型武器装备陆续装备部队，特别是图-22M逆火超音速轰炸机对中国威胁尤为重大，其可以2M的速度低空高速突防，从苏联远东，中亚部分和蒙古起飞，迅速对我国三北地区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而中国空军当年装备的歼-6/7战机根本就无法对其进行拦截，歼-8虽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由于其缺乏完善的机载航电系统，如果逆火在恶劣天候掩护下来犯，那么我国依赖的只有红旗-2防空导弹。

而这种固定的防空导弹很难在广阔的地区全面防御这种灵活的超音速轰炸机。

因此，从60年代开始，中国就需要一种能够在全天候条件下在领空外或者边缘拦截敌方轰炸机的战斗机。

这也是当初歼-9计划的由来。

但歼-9战斗机因为不切实际的将指标提高到双三，即所谓的三万米高空三马赫速度，这是中国航空业当时的基础研究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水准，这也导致70年代后歼-9的研制日益迟缓。

而这种情况下，70年代末，根据部队80年代中后期武器装备更新需要，结合世界歼击机发展水平，中国的航空工程师们提出了歼-8大改的设想，以便在80年代为部队提供能够拦截高空和低空高速入侵目标能力的歼击机。

由于新歼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拦截逆火轰炸机，这就要求其超音速性能要好，三角翼优点就是展弦比小，激波阻力小，超音速度/跨音速气动性能较好，气动焦点变化平衡，另外结构强度什么的也比较好。

在中国航空工业整体气动技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三角翼布局的歼-8Ⅱ较好得满足了设计要求。

但三角翼缺点就是诱导阻力大，亚音速时的续航能力和机动性能都不好。

而且想拦截逆火轰炸机，除了要想优秀的飞行性能外，完善的航电系统亦必不可少，特别是下视/下射能力的脉冲多普勒雷达-PD雷达。

歼-8Ⅱ最初准备配备的是14所研制的1471雷达，但当时中国在此领域的基础几乎是空白，尽管1471不是全波形雷达，只有中/低两种脉冲重复率，但其技术难度亦让当时14所的雷达工程师们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