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初年所修筑的宫城，位于南京城东部的正阳门内。

那是由南北长五里、东西宽四里的高墙围绕起来的一片有着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建筑群。宫城之内，以承天门为界，门以北是紫禁城。穿过端门、午门走进去，迎面依次矗立着“奉天”、“谨身”、“华盖，，三座大殿。东西两侧还分别建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以及”文楼“和”武楼“。这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觐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三大殿‘’以北，一直到后宰门，属于”后廷“范围。那里面另有许多名称各异的宫殿，还有一座御花园。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那里。

除了紫禁城这一部分之外，在宫城的南面，一条宽广的御道从承天门外的五龙桥，笔直向着宫城的正门——洪武门伸展开去。

御道的东侧，分布着除刑部之外的吏、户、礼、兵、工等五部和宗人府，还有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御道西面则是最高的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通政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所在地。

这偌大一座宫城，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在太祖皇帝定都于南京的当年，自然是庄严神圣，壮丽非凡的。然而，自从成祖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闲置岁月，到如今，它早已萧条破败，完全不复昔年的气象了。由于极少有接待皇帝巡幸的机会，紫禁城里的宫殿大多荒废失修；就连那些一直有官员派驻的衙门，也是除了几个部的门堂还算整齐外，大多一任墙垣倾圮，无人过问；至于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自从由吏部接管了它的职权之后，更是倒塌到只剩下几根门柱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初，却忽然有了改变——一场全面的大清扫和一项初步的整修计划，在宫城里紧急地施行起来。接连几天。一队又一队的骡马大车从四面八方调集到这里，把满载的砖瓦木石运进宫里去，又把堆积如山的各种垃圾拖了出来。宫城的几个侧门，终日进出着成群结队的太监、军士和工匠。他们各自在领班的驱使下，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显出疲于奔命的样子，使古旧而沉寂的城区，平添了一派紧张和慌乱……由于史可法等东林派大臣的妥协退让，拥立新君的大事就这样达成了最后的决议：四月十三日，礼部司务官带着南京百官联合签署的公启，受命前往仪征去迎请福王。

第二天，亲东林的南京守备徐弘基以世袭魏国公的身份，率领勋臣们专程赶到江北的浦口去接驾，并把福王护送到燕子矶码头。

十四日，得到消息的南京诸大臣全体出动，前往燕子矶去晋见新主子，再一次表达了同心翊戴的诚意。经商定，福王准于翌日——也就是四月十五摆驾进城。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过，鉴于眼下正处于国变的非常时期，为着防备不测，这些行动事前都没有向外公布。直到四月十五这一天，才由兵马司派出兵校，在福王进城所行经的路线上加强戒备，同时指示沿途的里长，让临街的店铺和住户在门前摆出香案，以备到时顶礼拜迎。

将近巳时，一切布置就绪。福王自三山门登岸后，要先到孝陵去拜谒行礼，暂时还不进城。所以坐镇在朝阳门的巡城御史郭维经，也尚未下令净街。那些挑担的、乘轿的、走路的人依旧来来往往。虽然直到此时，他们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但自从北京的噩耗传来后，就一直处于恐慌的等待之中的士民们，仍旧根据几天来宫城内外的一系列异常举措，猜测到一位新的皇上，就要君临这座昔日的首都了。他们自然不了解，这位新皇帝的产生，背地里经历了怎样紧张激烈的较量；他们甚至也不关心，是由这位王爷还是那位王爷来坐龙廷，对于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们只是根据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认定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像不能设想光有一座庙宇，里面却没有菩萨一样，只要那大殿上的宝座不再空着，他们就觉得一切又有了庇佑和保障，重新变得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喜气洋洋了。正是这一发现，使得正从兵部衙门里走出洪武门来的陈贞慧，一边打量着街上的情景，一边不由得暗暗苦笑。

陈贞慧是直到前天，才接到史可法的通知，从浦口赶回南京的。在此之前，他对于事变的发生还一无所知。当经历了最初的惊愕，以及明白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之后，他也如同他的社友们一样，感到异常的愤恨和沮丧。

福王上位，东林复社诸君前途未卜，能不能众正盈朝的执掌国政已成未知，正因如此，前一阵子，陈贞慧和他的朋友们才那么坚决地排斥本来是名正言顺的福王，而拥护半路出家的潞王；后来潞王立不成，桂王也总算勉强可以接受。谁知到头来，马士英突然变卦，携三镇大军武力拥立福藩，江北刘泽清也迅速倒戈，东林方面只能毫无反抗地彻底妥协，使之前的努力化为泡影。

陈贞慧失望之余，颇有些痛心疾首。不过，他也明白，事情到了这一步，光愤慨不平是没有用的，眼下最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依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寻找任何可能翻盘的机会。